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四）
在最后一部分里两位学者讨论了反犹主义、恐怖主义、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等话题。芬克尔斯坦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阿米认为以色列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但作为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撤出被占领土、拆除定居点、达成共同解决方案符合以色列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三）
这一部分两人集中讨论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以色列政府和西方主流媒体对戴维营会谈的典型叙述方式是，巴拉克为首的工党政府表达了完全的和平诚意，做出了重大让步，慷慨大度地接受巴勒斯坦方面的几乎所有要求，但阿拉法特不希望实现和平，顽固地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因此阿拉法特是和平的障碍。对此芬克尔斯坦认为，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衡量，巴勒斯坦谈判方已经在各个方面对自己根据国际法本应拥有的权利做了全面让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让步都来自巴勒斯坦一方。本－阿米也承认，换做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拒绝戴维营方案，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塔巴会谈上提出的更加公正的“克林顿参数”，对此巴勒斯坦一方没有接受，这说明阿拉法特不希望和平。芬克尔斯坦回应说，事实是巴拉克政府下令退出塔巴和谈的。本－阿米进一步解释说，那是因为大选临近，工党政府遭遇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塔巴会谈之后不久，沙龙上台并拒绝与阿拉法特、阿巴斯与哈马斯历届政府和谈，巴以和平进程彻底中断，直到今天。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二）
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是奥斯陆和平进程。本－阿米对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诠释是，在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流亡中的阿拉法特迫切希望回到巴勒斯坦主导政治进程，于是匆忙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框架和平协议，基本未解决实质问题，这也给后来的巴以和谈留下后遗症。芬克尔斯坦的诠释则是，在1990年海湾战争之后巴解组织内外交困，面对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拉宾政府决定和阿拉法特谈判，让阿拉法特回国，配合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土上的抵抗活动，但阿拉法特最终不愿顺从以色列的意愿。此外本－阿米还谈到了联合国242号决议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芬克尔斯坦则认为不管奥斯陆和平协议和242号决议是如何的“模糊”，巴以之间“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非常明确，无可争议。 查看全文
皮尔格：纳粹在杀人，我们在旁观
亨利·基辛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敢踏上一些国家的土地，因为害怕他们可能被当作战犯起诉，和他们一样，一旦布莱尔成了一位普通公民，就不享受豁免权了。3月20日，坚韧的西班牙法官、曾经努力追捕皮诺切特将军的巴尔塔萨·加松呼吁，应当起诉“近期人类历史上最肮脏、最邪恶的事件之一”（伊拉克战争）的责任人。5天后，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表示，布莱尔有一天可能面临战争罪指控——英国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一）
本文为两位犹太历史学者，以色列前外长本－阿米和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芬克尔斯坦关于巴以问题的一场辩论，两人是在美国“现在就要民主！”（Democracy Now！）电台的主持下现场对话的。由于原文较长而且比较口语化，笔者将对话分成几部分译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部分。这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对1948年阿以战争的解读。对于这段历史，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中学教科书的叙述是，在1948年阿拉伯国家试图扼杀襁褓中的以色列国，但以色列以弱胜强，奇迹般地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当时期望以色列会被击败而自愿暂时离开家园，后因阿拉伯人战败无法返回。两位学者对这段历史基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1948年以色列军队并不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确定了赶走巴勒斯坦原住居民、建立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国的目标，而且还和英国托管当局联手镇压了当地阿拉伯人的起义。当1948年战争爆发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或者在恐惧中逃离家园，或者遭到杀害、驱逐、财产被掠夺，遭到种族清洗，这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根源。双方的不同意见是，本－阿米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无不以这种流血的过程建立，以色列对此负有道德责任，但犹太国的存在和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无法同时实现。而芬克尔斯坦认为，比道德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因素，以色列无权通过战争夺取领土，也无权否认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 查看全文
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我们的惟一经验
如果希望人们参与到一个良好的社会中，我们就应当给所有人教育机会。在1842年，在每个小城市、公社和村落，根据法律规定都要修建一所学校建筑，并为教师留出宿舍。长期而言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我们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我们是从道德角度考虑的，我们不能说，“你爸爸太穷了，所以你别上学了。”每个人都要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查看全文
与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漫谈
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观点总是主张社会需要进化，分清楚什么人有利于发展，什么人对发展不利。中国很多老百姓也有这种想法，主张优胜劣汰。依我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这种色彩。这可怕极了，这导致的价值观就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一种手段，你的价值和你做的东西完全一样，如果没做什么好事，就没有什么价值，“人是革命的螺丝钉”。毛泽东在“老三篇”里也说，不同人的死亡分量是不同的。这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有关系的。 查看全文
一位退役美军将军对伊拉克局势的评估
一位退役美国陆军将军对伊拉克战局和美军处境的评估，黑体字为笔者评语。伊战是一个美国政府不断制造谎言、谎言不断被揭穿，美国政府又不断制造新谎言的过程，新谎言又在等待被戳穿的过程。据调查，目前西方那些一直以来强烈支持伊战的知识分子大都已经禁声，转向其他方面的“研究”。仅存的支持者再也无法掩盖一些基本的事实，只是高喊一些“支持政府、支持军队”的口号，或是谴责伊拉克人是何等“冥顽不灵”。一些国内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跟风速度一般比较慢。美国人的嘴不硬了，他们的嘴才会软，否则永远嘴硬。不过倘若能比美国人的嘴更硬，继续为伊拉克“民主”大唱赞歌，那才叫令人佩服的真本事、真学问。
查看全文贝斯维奇：别再提什么伊拉克方案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在里根时代，如果把美国人心目中作为自由民主典范的祖国称为“帝国”（Empire），可能会被视做一种侮辱。然而今天有趣的现象是，不论是美国的左翼还是右翼分子都开始采用帝国这个称呼——左翼就此提出警告，右翼则不加掩饰地扬扬自得。本文作者贝斯维奇是一名出身美国军界的保守派分子，他就著有《美帝国：美国外交的现实与后果》一书，而且和许多保守派分子一样，也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政策给以严厉批评——但当然是从为美国利益考虑的角度。这批来自右翼的布什政府抨击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思考从来不会涉及伊拉克平民的生活，只是表达对美国处境的担忧，为了尽量减少美国的损失而提出自己的建议。笔者认同贝斯维奇的基本结论，但不认同他的大部分具体论点。 查看全文
阿诺·迈尔：伊战困境无损美帝国运行
今天，伊拉克陷入灾难，而整个大中东地区是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但与其说问题是在乔治•布什总统这个人身上，还不如说是根源于美帝国的本性——帝国肇始于美西战争，经过二战的改造而形成今日“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如美国轻而易举地走出了越南的遭遇（而且实际上变得更强大了）一样，它也将毫发无损地走出在伊拉克的败局。尽管目前一时间显得手忙脚乱，但帝国仍将在其两党和公司的指引下、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祝福和神化之下，继续沿着它的道路前进。一个成熟帝国的特征之一就是它能经受住代价巨大的失败事件，给这些失败埋单的不是美国的精英，而是其国内外的中下阶层。
查看全文汉学、中国传统与现代化进程（访谈）
文艺复兴这样的古典运动在每个文化中通常过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中国的乌托邦总是指向过去的。儒家的乌托邦是周公时期的西周封建政治、西周的礼治和礼乐的和谐。在西方语境中，一直到马克思都认为，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尼采、海德格尔都是重新阐发希腊思想方面的这种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民族、文化的新生运动或者向前跃进，都恰恰是从一个非常认真的、非常深入的向后看，找出连续性为起点的。 查看全文
关于西方殖民历史的争论
1807年英国政府废除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近日英国就此举行了正式的庆祝活动，这也引发《卫报》上对于如何评价殖民时代的两种不同观点。凯托承认英帝国在殖民时代犯下了许多可耻的罪过，但他认为在那个时代，一些“伟大的人物”以无比勇敢的行为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开拓，从而在总体上对人类是有益的，尤其是美国的建立，是过去400年间人类最伟大的集体成就。Gopal则认为，西方国家从未对非洲等地遭受的殖民掠夺给以物质上的赔偿，只是以废奴、悔罪等所谓“勇敢的行为”试图将过去的历史一笔带过，从而得以心安理得地纪念“代表善良力量”的大英帝国。他建议把目前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直接改称“赔偿”，并支持通过法律途径推动正式的赔偿。笔者认为美国的建立确是欧洲人伟大的成就，美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美国本身建立在北美印第安人毁灭的基础上。印第安人虽然落后，其所代表的文明、文化与价值观有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生命和欧洲人的生命有同样的价值。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什么罪恶可以被称作“罄竹难书”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殖民主义。而以殖民主义带来的结果来证明殖民主义过程的正确性，只是一种发展的逻辑和工具理性，而不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