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的博客

“六日战争”四十年祭

    从历史的角度看，“六日战争”并不是中东和平的催化剂。相反，“六日战争”是中东的巨大伤口，这个迟迟得不到包扎的伤口正在发脓、溃烂，释放各种偏见、仇恨与暴力，把它们蔓延到中东各国的社会肌体中。在各国政治家看来，“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容易、最少政治风险的道路，以色列的许多普通民众似乎也觉得，在大国支持之下、依靠压倒性的武力优势，维持一时的安稳，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为中东的长久和平和中东地区民众的长期福祉考虑，根据“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解决1967年战争的后遗症，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也只有那时，才是这场已经持续40年的“六日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天。 查看全文

挪威：第三条道路的童话

    挪威工党党纲宣布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没有贫穷、和平、生态平衡的公正社会，人们自由平等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2005年它再度赢得大选并组阁，延续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查看全文

巴勒斯坦“内战”及美以的策略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曾饱受欧洲人的妖魔化、侮辱和杀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同样的妖魔化、侮辱和杀戮对待另一群人民，是将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变成了种族主义的施暴者，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解决巴以冲突的第一步，就是以色列正确对待历史，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承认他们和所有人类一样，友善、宽容、爱好和平，信奉一种文明的宗教，并有权抵抗侵略，追求本民族的尊严、平等与自由。 查看全文

巴勒斯坦人的“反犹”言论从何而来？

    Memri是一家专门把阿拉伯媒体内容翻译为英文的“研究机构”，近期它散发了一段来自哈马斯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视频。据说在这段视频里，一名巴勒斯坦女孩表示要成为自杀式爆炸者，消灭犹太人。这本是一场关于抵抗与牺牲的讨论，但经过这番描画，仿佛变成了巴勒斯坦人将无缘无故、漫无目标地发动攻击。为什么要这样夸大其词？ 查看全文

不谈难民，就没有和平！（转载）

       一群人被迫逐出家园，天经地义有回家的权利。世界人权公约第13条清清楚楚地写着人民有返乡的权利。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难民不断产生时，也通过第194号决议文表示：“难民如果希望回到他们的家，并与邻人和平相处，应该被允许在可行的最早时间回去”。之后，这个决议文在1948至2000年间，一共被联合国再确认了“135次”！国际社区恐怕难以在什么问题上有这么一致的共识了。当然，在这事上，只有以色列和替她撑腰的美国持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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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恨莫拉莱斯？

    一个人履行承诺，收回对油气产业收益的控制，用这笔钱帮助穷人。另一个人背弃承诺，收回对油气产业收益的控制，用这笔钱购买军火。第一个人被诋毁为“不负责任”、“幼稚”、“反复无常”。第二个人安然无事。为什么？因为代比的举动没有损害石油公司的利益，而莫拉莱斯的举动损害了石油公司的利益。当布莱尔、赖斯、《时代》和所有那些为不民主政府开脱的人提到“人民”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公司。他们之所以恨莫拉莱斯，不过是因为，当莫拉莱斯提到“人民”的时候，他指的是人民。 查看全文

德里1857：对今日帝国主义占领者的血腥警示

    1857年的教训明白无误。没有人喜欢被其他信仰者征服，没有人喜欢在刺刀胁迫下改变思想。1857年英国人得到的教训，正是美国和以色列今天得到的教训。那就是，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只会激化东方民族的反抗，让伊斯兰教走向极端。一直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都紧密而危险地纠结在一起。亚伯拉罕三教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一直相互依赖，彼此强化偏见与仇恨。这看似奇怪，实则真切。一派喷吐的毒液，就是另一派的生命之血。 查看全文

以色列动物庄园

    实际上以色列向阿兹米·毕夏拉提出了两个区别不大的“选择”：成为一名卡夫卡式的反思者，或者成为奥威尔故事的主角。前者将被立即处决，后者将被洗脑，被强迫背叛他的世界，并等待未来的处决。“老大哥”和他的“思想警察”想把毕夏拉拖入卡夫卡的《审判》，但作为一名真正的民权领袖，毕夏拉在抵抗。他勇敢地坚守阵地：“我们将不会被吓倒。在这块我们祖先生活的土地上，我们不会向永恒的奴役屈膝，也不会容忍别人割断我们和阿拉伯世界的天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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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上帝不容！

    信教的犹太人相信整个圣地都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因此放弃任何一块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穆斯林信仰者看来，整个国家是一个“卧各夫”，因此坚决不能把任何一块让给异教徒。与此同时，主宰华盛顿的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也认为圣地是一块宗教土地，犹太人必须先回到那里，这样耶稣基督才能再临。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四）

      在最后一部分里两位学者讨论了反犹主义、恐怖主义、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等话题。芬克尔斯坦对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本－阿米认为以色列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但作为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撤出被占领土、拆除定居点、达成共同解决方案符合以色列犹太人的最大利益。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三）

      这一部分两人集中讨论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和2001年的塔巴会谈。以色列政府和西方主流媒体对戴维营会谈的典型叙述方式是，巴拉克为首的工党政府表达了完全的和平诚意，做出了重大让步，慷慨大度地接受巴勒斯坦方面的几乎所有要求，但阿拉法特不希望实现和平，顽固地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因此阿拉法特是和平的障碍。对此芬克尔斯坦认为，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衡量，巴勒斯坦谈判方已经在各个方面对自己根据国际法本应拥有的权利做了全面让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让步都来自巴勒斯坦一方。本－阿米也承认，换做他是巴勒斯坦人，他也会拒绝戴维营方案，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塔巴会谈上提出的更加公正的“克林顿参数”，对此巴勒斯坦一方没有接受，这说明阿拉法特不希望和平。芬克尔斯坦回应说，事实是巴拉克政府下令退出塔巴和谈的。本－阿米进一步解释说，那是因为大选临近，工党政府遭遇了巨大的国内压力。塔巴会谈之后不久，沙龙上台并拒绝与阿拉法特、阿巴斯与哈马斯历届政府和谈，巴以和平进程彻底中断，直到今天。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二）

      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是奥斯陆和平进程。本－阿米对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诠释是，在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后，流亡中的阿拉法特迫切希望回到巴勒斯坦主导政治进程，于是匆忙同以色列达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框架和平协议，基本未解决实质问题，这也给后来的巴以和谈留下后遗症。芬克尔斯坦的诠释则是，在1990年海湾战争之后巴解组织内外交困，面对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拉宾政府决定和阿拉法特谈判，让阿拉法特回国，配合以色列镇压被占领土上的抵抗活动，但阿拉法特最终不愿顺从以色列的意愿。此外本－阿米还谈到了联合国242号决议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芬克尔斯坦则认为不管奥斯陆和平协议和242号决议是如何的“模糊”，巴以之间“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非常明确，无可争议。 查看全文

皮尔格：纳粹在杀人，我们在旁观

    亨利·基辛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敢踏上一些国家的土地，因为害怕他们可能被当作战犯起诉，和他们一样，一旦布莱尔成了一位普通公民，就不享受豁免权了。3月20日，坚韧的西班牙法官、曾经努力追捕皮诺切特将军的巴尔塔萨·加松呼吁，应当起诉“近期人类历史上最肮脏、最邪恶的事件之一”（伊拉克战争）的责任人。5天后，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表示，布莱尔有一天可能面临战争罪指控——英国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 查看全文

两位犹太学者关于巴以问题的辩论（一）

       本文为两位犹太历史学者，以色列前外长本－阿米和美国德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芬克尔斯坦关于巴以问题的一场辩论，两人是在美国“现在就要民主！”（Democracy Now！）电台的主持下现场对话的。由于原文较长而且比较口语化，笔者将对话分成几部分译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部分。这部分主要涉及的是对1948年阿以战争的解读。对于这段历史，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中学教科书的叙述是，在1948年阿拉伯国家试图扼杀襁褓中的以色列国，但以色列以弱胜强，奇迹般地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当时期望以色列会被击败而自愿暂时离开家园，后因阿拉伯人战败无法返回。两位学者对这段历史基本达成的一致意见是，1948年以色列军队并不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确定了赶走巴勒斯坦原住居民、建立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国的目标，而且还和英国托管当局联手镇压了当地阿拉伯人的起义。当1948年战争爆发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或者在恐惧中逃离家园，或者遭到杀害、驱逐、财产被掠夺，遭到种族清洗，这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根源。双方的不同意见是，本－阿米认为历史上的国家无不以这种流血的过程建立，以色列对此负有道德责任，但犹太国的存在和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无法同时实现。而芬克尔斯坦认为，比道德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因素，以色列无权通过战争夺取领土，也无权否认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权。 查看全文

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我们的惟一经验

     如果希望人们参与到一个良好的社会中，我们就应当给所有人教育机会。在1842年，在每个小城市、公社和村落，根据法律规定都要修建一所学校建筑，并为教师留出宿舍。长期而言这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我们一开始并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我们是从道德角度考虑的，我们不能说，“你爸爸太穷了，所以你别上学了。”每个人都要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