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的博客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2007年03月10日

作者 刘波 00:41 | 点击 (436) | 本文地址 | 最新回复 (1) | 一般分类

     译自《卫报》2006年3月25日

     作者：马丁•凯托

      原题《出自斯大林格勒的废墟、改变我生命的一本书》

     译者：刘波

      细致入微地，瓦西里•格罗斯曼似乎在探寻现代世界的良知。如果你见过这个名字，甚或你读过他的小说《生活与命运》，你可能会认可我的看法，即人们必将承认格罗斯曼为20世纪的伟大作家之一。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记住它，因为你的生命可能要开始改变了。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去年底，一位《卫报》同事问我是否读过《生活与命运》。我没有，对作者的名字我毫无印象。我的朋友认为格罗斯曼写出了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我理所当然地动心了。我在书店中搜寻，发现了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主编的新版格罗斯曼新闻报道选集《战争中的作家》。但小说却很难买到。     

       最终我找到了一本《生活与命运》。准确地说，我找到了两本。我都买了下来，并把一本送给我的长子，还告诉他我听说这本书不错，他可能会发现它很有意思。那是我去年说过的最保守的一句话。其后的约一月时间里，我们父子二人逐行贪婪地读完了这本880页的书，不断交流心得体会。在这一过程中我似乎还偶然发现了一种新的代际沟通手段。但《生活与命运》是一本值得讨论的书——后来孟席斯•坎贝尔（译注：英国新自由民主党领袖）也这样觉得，当时我在诺森伯兰大道的中央就开始狂热地向他描述格罗斯曼的小说，让他不由得倍感惊奇。     

        格罗斯曼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他的成长经历了一战中的德国入侵、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国内战。但1941年夏天苏联遭到入侵，这使已成年的格罗斯曼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决定20世纪欧洲命运的事件。格罗斯曼自愿参军，但最终却作为《红军报》驻斯大林格勒通讯记者写下了有史以来最震撼的报道之一。在1942年和1943年之交的冬天，他从前线的炮火和壕沟里发回报道，被围攻的苏联人在那里反败为胜并包围了希特勒的军队。他的作品使他成为民族偶像。德军投降后，格罗斯曼跟随红军西征，写下了对于特列布林卡集中营最早和最权威的实地报道。1945年5月攻克柏林时，格罗斯曼在勃兰登堡门。在希特勒的地堡里，他从这位元首的办公桌中装了些文具作为战利品。     

       所有这些都使格罗斯曼成为战争勿庸置疑的关键见证人之一。但从1945年到1964年去世期间，格罗斯曼进入了一段创造更丰富的生活时期。他成为不同政见者，不断深入地揭露苏联生活的真相和本质。这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作为犹太人而注定的经历。战后他和伊里亚•艾伦堡（译注：时苏联宣传部长）合作，描写纳粹占领下的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但很快遭到斯大林式的反犹主义攻击。格罗斯曼并没有坚持像本应做的那样有尊严地反抗。《生活与命运》中最接近主人公地位的人物维克托也遭受了类似的羞辱。     

      所有这些史诗性的经历和压力都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从格罗斯曼最重要的作品中喷薄而出，那是他创造力的高峰。《生活与命运》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作舞台——哪里发生了很多令人神往的鲜活画面——但当小说情节向前发展时，战役就逐渐消退隐没到背景中了。本书的真正主题是绝对的战争和集权统治——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给人类精神带来的日复一日的煎熬。他以灼热的笔调写出所以这些恐怖的景象。而且，如果可以把书的主题升华为一个词——尽管这本书蕴意非常丰富，这样的努力可能是徒劳——这个词可能是自由。这本书的主旨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意味着什么。     

       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年代相对“解冻”时，格罗斯曼把书交给出版社，而克里姆林宫告诉他小说200年之内都不能出版。苏联和自由是无法共存的。但尽管克格勃试图销毁所有手稿，一份手稿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这本小说首次于1980年在西方出版，1985年出英文版，并最终于1988年在苏联出版。

      对《战争与和平》的模仿是显而易见、一望可知的。但带给格罗斯曼灵感的似乎不是托尔斯泰，而是契诃夫。（《生活与命运》非常适合搬上舞台。尼古拉斯•希特纳可以执导，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在书中的一段章节，是格罗斯曼借一位人物之口绝好地说明了契诃夫为什么对他影响如此之大。他解释说，从托尔斯泰到列宁，这些旧信仰者所代表的俄罗斯人道主义一直是残酷的、不宽容的和宗派主义的。“但契诃夫说：让我们把上帝，以及所有这些宏伟的进步论理念放到一边。让我们从人开始。让我们对单个的人友善和关怀——不论他是主教、农民、工业巨头、萨哈林群岛的罪犯还是餐馆侍者……这就是民主，是俄罗斯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的民主。”      

        同样的精神贯穿《生活与命运》的始终。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但却是关于人的，关于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呈现的不同面孔，关于在面孔之下往往千差万别的思想，以及他们发自本心言说的需要。当然这是一本异见和反苏联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命途多舛。没人能逃脱宿命。但就像契诃夫一样，该书的精神没有任何狭隘和自怨自艾。虽然有希特勒和斯大林，有奥斯维辛和卢比扬卡（译注：克格勃总部），人道主义还是坚持自由和友善的目标。恰如《神曲》的开始，小说的结尾发生在一处树林中。两位次要的人物停下来聆听寂静。“从寂静中，”格罗斯曼写道，“你能听到对逝者的哀叹，也能听到生命本身激情的欢跃。”当你读完这本20世纪的名著时，你也将会有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