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的博客

20世纪社会主义史的分水岭

2007年03月10日

作者 刘波 01:10 | 点击 (418) | 本文地址 | 最新回复 (0) | 一般分类

       译自《卫报》2006年2月11日

      作者马丁·凯托     

      译者：刘波     

       如果说20世纪最大的历史教训是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那么在这一悲剧性的启蒙过程中，分水岭式的事件就是50年前的本月发生在莫斯科的那一幕——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的苏共20届大会上的闭门会议上发表了所谓的“秘密演讲”，演讲中他对去世还不到3年的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     

        我以完全的知识分子的信心写下这样的话，但也有一丝记者天性的惴惴不安。我内心的一面感到歉疚，因为今天我所书写的是一个早已远去的事件，对很多读者来说它似乎就像特伦托公会或《凯斯勒西条约》一样，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我作为一个英国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记忆中最早的国家大事就是斯大林自身的死亡，在5岁时为我的幼儿园老师不知哈里•波立特（译注：前英国共产党主席）是何许人而感到惊奇，作为这样一个人，我尽力避免落入历史不为人知的细枝末节，这样我就不会失去许多读者——他们很幸运，没有像我一样曾陶醉在革命运动的欣喜、残忍和背叛中。     

        但这一秘密演讲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不管是谁，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最明显的是它最终导致了苏联体系的崩溃、“冷战”的终结和西方的胜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尽管有些证据也反对这样的说法。但比较不那么明显的原因是，演讲向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良心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在今天就像在1956年一样都是无法回避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赫鲁晓夫的演讲兼具道德上的极大勇气和政治上的无比鲁莽。他讲了将近4个小时，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肆逮捕、流放、虐待和处决等行为以细致和彻底的描述，这让听众面面相觑。尽管代表们发誓保守秘密（演讲在苏联直到1988年才公布于众），其细节很快被泄漏到苏联各地和其各个卫星国，而且可能是在赫鲁晓夫的亲自授意之下，泄露给西方媒体，包括通过约翰•雷蒂给路透社，后来又给了《卫报》。     

       令我们震惊的是，听众里的一位对演讲做了如何详尽的描述。但就像托尼•朱迪特在他的权威著作《战后》中指出的，重要的是不要对赫鲁晓夫的意图过分夸张。他的目标并不令人惊奇，只是一种有节制的去斯大林化，并让革命神话和苏联体系继续保持完整。布尔什维克犯下的所有错误都被归到斯大林的头上。但赫鲁晓夫以他特有的冲动脾气，将改革苏联体系的可能性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在其后的10年间依然可以相信它能产生改革，即使在30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有很多人真心地转变态度，认为改革可以发生。要理解哈罗德•威尔逊1963年的演讲《科技革命白热化》，就不能忘记这一背景，即他担心赫鲁晓夫夸口的苏联将在1970年前超过美国的工业产量是言之有据的。但最终的事实是，就像为赫鲁晓夫写传记的威廉•陶布曼所说的，苏联体系在秘密演讲之后就从未起死回生，赫鲁晓夫自己也没有。     

        其最直接的原因，尤其在苏联之外的原因，是1956年11月镇压匈牙利民主革命。从那之后，共产主义便不可挽回地走向更多的镇压，而不是自由。在匈牙利之后任何说辞都百口莫辩了，尽管还有很多人在为此辩解（甚至包括我的父亲，尽管在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中只有他和前教师联盟领导人马克斯•莫里斯两名代表投票谴责苏联的入侵）。就像朱迪特说的，在匈牙利之后，共产主义便成为“一种需要忍耐的生活方式”，直到1989年，其所带来的痛苦和衰退走向终结，而且没有大规模的流血，真是天幸。     

        当然，早在1956年之前，就有很多代的改革论者，包括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一些和布尔什维克神话决裂、或者从一开始就从未相信过这些神话的共产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之前就已产生的民主、温和的社会主义传统，在1956年之前平稳发展。但尽管1956年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一切和这些非主流的左翼传统并无直接关系，它们还是因为赫鲁晓夫所说的，和苏联红军坦克在布达佩斯所做的而遭遇挑战和中伤。     

        秘密演讲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就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做的权威性论断，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话，苏共20大就毁灭了这一运动。无论是在瓦尔特•本雅明对历史的回溯思维还是芭芭拉•塔奇曼的“严峻的提灯”（这一形象恰如其分）中，历史都将左派置于天平之上，并发现其力量大损。1956年之后社会主义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理性的目标。只是在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后这一判断才变得确凿无误。但就像朱迪特说的，是秘密演讲和匈牙利事件一起，打碎了那面欧洲左翼此前曾一直从中观察自己的镜子。     

        但它打碎的不只是这面镜子。1956年之后，使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冷战”式的三段论法，就在知性上再也不是真诚或正确的了（尽管也可能此前一直都不是）。那些将历史视为善良一方（左派、社会主义、未来、苏联）和邪恶一方（右派、资本主义、旧秩序、美国）之间的一场长期战斗的人们，再也无法否认他们自己对此的怀疑了。从那时起，为理念而杀人不再美好，不再高尚。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美好而高尚的。即使到了今天还偶尔能听到那个老掉牙的谎言，即匈牙利起义是一场反革命事件。  

        但这种“冷战”式的三段论今天仍然以一种新的伪装存在着。太多的仇恨资本主义和美国的人仍然在把一切填塞在这一荒谬和自欺欺人的逻辑里，“敌人的敌人仍然是我的朋友”，只是因为，尽管他使我家破人亡、在公共汽车上谋杀我的同事、只因我发表了一幅漫画便威胁要砍掉我的头，他仍然在和布什、布莱尔、贝卢斯科尼作战。在这个月，这一简单化的世界观失去其道德依据已经50年了——如果说它曾经有过这一道德依据的话。今天这样的思维已经被——我不得不选择一个令人悲哀但却非常合适的词语—— “清洗”了。太久了，我的兄弟姐妹们，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