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道路：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可以并存
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席卷全球，当它的主要奉行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对陷入泥潭的德国和法国失败的福利体制冷嘲热讽，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迫不及待地服下自由市场的灵药，甚至将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私有化的时候，或许芬兰在提供着另一种思路：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并不是经济竞争力的敌人，如果政府担负起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它完全可以成为一国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坚定保障——当然，这将是一种出于现实经济需要的选择，而非源自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选择。
当古罗马史家塔西陀最早把这支生活在欧洲极北边陲的神秘民族称为“芬人”时，他们尚是罗马文明之光未能照耀的蛮荒之地。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似乎是这里惟一堪称丰富的天赋资源，除此之外还有如繁星般点缀于国土的湖泊与纵横其间的河流。
高纬度带来了独特的自然景象，它的冬日陷在无尽的黑夜里，它的夏日是无尽的光明——一如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外表沉默、严肃、略显忧郁，内心里阳光、友善、富于活力；又如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度寂寂无名于世界史被遗忘的角落，但从20世纪末期开始大放异彩。
芬兰的过去属于“老欧洲”，它曾长年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扮演欧洲地缘政治大棋盘上一枚小小的棋子，醉心于帝国梦想的强大邻国在这块土地上角逐纷争，在它们眼中，芬兰的价值仅仅在于为帝国提供领地与纵深；但芬兰的今天属于“新欧洲”，冲决于全球化潮流的风口浪尖，收获新知识经济带来的果实，它的国民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感到自豪和幸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朝圣者一般不绝如缕，学习芬兰的成功故事。
这是一个直到1917年才从它的庞大邻居俄国取得独立的国家，在刚刚获取自由后的第二年，导致当时世界陷于分裂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又将这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漩涡。苏维埃俄国支持的赤卫队与德国、瑞典支持的政府军之间爆发内战。内战以红色革命者的失败而迅速告终，但这场短暂而痛苦的战争足以令芬兰人感到刻骨铭心——革命选项被排除出社会进程，代议制民主得以确立。在东西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芬兰意识到，东方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并非水火不容，民主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可以并行不悖。
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纳粹德国把之前欧洲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野蛮地步，当苏联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僵化体制之时，吸取了内战教训的芬兰人仍在以自己的方式沉默而镇静地走着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同时神奇地抵挡住了它无比强大的邻国苏联的进攻。
尽管芬兰人付出了决心和努力，但这个曾经在600年时间里作为瑞典王国属地存在的国家，到了二战之后仍然要在各方面落后于它的北欧邻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芬兰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国家，在普通欧洲人眼中它只是“铁幕”边缘上的一块缓冲区，它扮演着西欧看门人的角色，在大门之外是雄心勃勃的苏联共产党人。
然而芬兰人明白，他们需要重新在世界上界定它的形象与身份，他们不只是一群在冰冷的北方密林中劳作的伐木者、造船匠和驯鹿放养者，这个国家的价值不止在于地缘政治，它拥有独一无二的语言，还拥有勤奋、不甘落于人后的国民。和同属北欧的挪威不同，芬兰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只能从发展与林木有关的产业开始，但芬兰人以融入国民血液的毅力与节俭精神努力构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世界许多禀赋丰厚的国家染上“荷兰病”的时候，原本贫瘠的芬兰异军突起。
30多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国民与历届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给芬兰在地球村的身份带来了新的定位，它成为了世界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典范之一。当传统丰富的其他欧洲国家可以向世界炫耀它们的古堡、美食、红酒和文化时，历史稍显苍白的芬兰却在展示着它世界级的实验室和科技成果，以及像诺基亚这样称霸世界手机市场的巨人企业。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数年以来均将芬兰列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首先要归功于一流的科技与完善的政府公共机构。目前芬兰的人均收入在欧洲名列前茅，人均科技专利授予数世界领先，它还是工业化国家中教育水平最高和最平等的社会之一。赫尔辛基是全欧洲科技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如果说过去的芬兰是欧洲的边界，今天的芬兰已经是欧洲的东部心脏。
别国人可能要对芬兰人的好运气艳羡不已，但芬兰人明白这来之不易。为了迎头赶上自己的邻国，上世纪80年代，芬兰政府开始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资，这一投资进程获得了连续25年芬兰历届政府的持续支持，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危机，也没有让芬兰扩大研发投资的步伐止步。
有“信息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之称的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斯在《信息社会与福利国家——芬兰模式》一书中说，芬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层对科技的重视远超任何其他国家。芬兰议会可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未来委员会”，芬兰政府设立了独特的“千年科技奖”，这个国家仍在把它的前途与科技进步紧密结合。
当然，芬兰模式并非全无问题。年老人群的日渐增多给退休金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全球化也给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带来新的挑战。但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席卷全球，当它的主要奉行者“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对陷入泥潭的德国和法国失败的福利体制冷嘲热讽，当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迫不及待地服下自由市场的灵药，甚至将传统的公共服务领域大规模私有化的时候，或许芬兰在提供着另一种思路：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并不是经济竞争力的敌人，如果政府担负起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它完全可以成为一国经济稳定和繁荣的坚定保障——当然，这将是一种出于现实经济需要的选择，而非源自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选择。
从昔日贫穷偏僻的北欧小国到今日蒸蒸日上的欧洲新星，芬兰提供的最好经验可能是：除了僵硬的计划经济和放任自流的完全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条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全相嫁接、将福利国家与经济竞争力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并且可能是一条最具可持续性的道路。当然，知易行难，20世纪后期以来的芬兰或许是一本教授经济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活教材，但却可能是一本无法简单复制的教材。
无论如何，一个国家问题的解决，需要这个国家的国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选择自己的道路。3月23日，芬兰驻华大使郭安祺（AnttiKuosmanen）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芬兰的故事和芬兰的问题，以及芬兰的解决方式。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芬兰有着健康的政治体制、旺盛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以及成功的社会保障和环保等体制。但可以看到，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芬兰还是一个在各方面发达程度不够的国家。你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芬兰如何建设起如此成功的一套体系？
郭安祺：显然这不止要追溯到二战，而且远在二战之前。早在19世纪，芬兰的经济就开始了增长，当时就开始了工业化，当时工业化的基础就是我们的森林资源，这是芬兰惟一可以说是真正丰富的自然资源。 我们为何能够建设像今天如此成功的一个体系，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必须以高效的方式利用非常有限的资源。你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如果上天给予的自然资源过于丰富，反而会阻碍这个国家将其经济在其他方面更加多元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邻国，即其他斯堪第纳维亚的北欧国家，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要比芬兰更发达。我们需要迎头赶上，只是在过去10－15年间，我们可以说已经赶上了它们，包括在生活水平、社会机构等方面。
福利体系要维持下去
经济观察报：芬兰模式的特征之一是拥有比较成功的福利国家体系，你认为芬兰的福利体系有何优点和特点，与此同时它是否也具有某种缺点？
郭安祺：显然这不是芬兰特有的现象，我们的北欧邻国从几百年前开始就将此作为一项国家性的目标。这个问题在国民中也有很大的争论，有些国民认为这套体系可能过于慷慨了，而有些国民可能认为它的慷慨程度还不够。这套体系的优点之一是提供给国民安全的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即使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遭遇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但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我们渡过难关。这套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些特征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例如儿童的日间托儿体系使得妇女能够参加劳动力队伍，芬兰妇女参加就业的比率要超过其他国家，例如南欧国家。
但也有人认为，这套体系使得芬兰应对危机的能力减弱，并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一定程度的僵化，从而可能影响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但这是一个判断问题，国民普遍达成的共识似乎是，这套体系应当维持下去，即使在那些思想比较右倾的人士当中，因为它带来的好处要远大于其不足之处。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你是否也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芬兰的福利国家体系也遭遇了一些挑战呢？
郭安祺：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给维持当前的退休福利水平带来了沉重压力，当然也给医疗体系带来同样压力，因为老人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已经采取了措施去应对这一形势，但在接下来的15－20年，这都会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因为“婴儿潮”的一代现在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芬兰现在对于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想到了哪些解决方案？
郭安祺：我们的解决措施之一是激励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人们的退休时间往往要早于法定的退休年龄，因为我们有“失业退休体制”、“失效退休体制”等体制，这些体制允许人们在59岁或者60岁的时候就退休。吸引人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是解决方法之一，我们已经为此调整了养老金制度，目前尚难说这是否能达到预定效果。更具争议性的另一个问题是移民政策，即让移民来填补芬兰将来可能面临的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在芬兰对此有很多讨论，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以增加劳动力为导向的移民政策，目前的移民政策主要集中于人道主义考虑方面，即接受一些地区产生的难民。我们仍在思考其他的方案来应对这个挑战。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芬兰的养老金体系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体系之一。目前芬兰用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大部分开支都是政府支付的？
郭安祺：是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叫福利国家了（笑）。但这并非是完全无代价的。例如，我们的医疗服务尽管非常廉价，但人们仍要支付一般水平的医疗费用，尽管并不是很高。又如失业救济，人们必须首先支付失业保险才能享受。私人公司也参与到这些福利的提供过程中，不是完全来自政府。但总体而言，福利体系是一项公共服务，其资金来源或者是税收或者是社会保障支付，这种支付的性质类似税收。
经济观察报：如果私人公司也参与到某些福利的提供过程中，那么芬兰是否考虑将福利体系进一步推向私有化？
郭安祺：是的，目前正在进行讨论，但不是完全改变这一制度。那是一项更广泛的讨论，不只是关于福利制度，而是关于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的讨论，即公共服务是应完全由公共领域组织，还是地方社区也可以从私人公司那里以类似的价格购买服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为我们必须让地方政府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金。在很多情况下，从私人服务提供商那里购买如医疗服务这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照顾老人这样的社会保障服务，价格会比较低，但会涉及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些社区和地方政府有时并不善于和私人公司谈判，可能达成不好的交易。
人们正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但取消福利制度并不是一个选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一制度拥有广泛的公共支持。尽管经常听到人们为支付税收而提出的种种抱怨，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是从税收中得到好处的，而且最终他们会愿意支付税收。如果你问人们，“是不是应当减税？”可能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是的。”但如果你问他们，“如果减税的结果是公共服务被取消，那么还应该减税吗？”回答将是“不”。
学费制是不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芬兰的公共教育问题。我们知道芬兰的大学教育是不收取学费的，这意味着要在教育方面进行重大的投资。芬兰是如何建构这套公共教育体制的？
郭安祺：教育也是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一。这涉及很久以来的历史问题，甚至可能要涉及我们的宗教传统，因为新教基督教传统要求人们必须能够独立阅读《圣经》，700多年以来芬兰人的识字率都很高，这应当是原因之一。除大学教育外，我们有很好的中学教育体系，任何心智正常的公民都要读9年的中学。所有的教育层次都是免学费的。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在最高水平的世界级教育方面成就不够，我们只有一家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名大学之列。人们提起的另一个批评是在芬兰这个人口很少的国家，我们的大学太多了。这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政治领导层希望在全国各地都有大学，即使在那些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改进教育体系，或许可以减少大学的数量，同时建立更大规模的大学，使之能够在最高的经济层面展开竞争。同时对于免费教育也存在着讨论，但我认为这不会改变。在我们看来，实行普遍学费制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有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过去也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但后来政府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而进行了改革，实行学费制。在芬兰是否也会有人对免学费的大学教育提出类似的批评？
郭安祺：对此现在没有很严肃的批评。确实有人批评说，人们在学校里花很长时间才能毕业，而且因为要求严格，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一直都无法毕业，他们认为这种免学费的教育体制导致学生不愿意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目前实施的一些改革不是引入学费制，而是对于享受这种学生支持制度的时间设定一定的限制。我们有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学生福利机制，但对于你能在多长时间里享受这些福利，现在设定了一些限制，例如可能享受55个月，在那之后如果还未毕业，就必须自己为接受教育筹钱。
经济观察报：大学教育的重点是什么，是文科还是理科，或者科技、工程等方面？
郭安祺：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在过去的10－15年时间里，工程学的推广很普遍，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和芬兰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的成功有很大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就已经做出决定，在研发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私人部门对此也做出了贡献，1／3的研发投资来自公共部门，2／3来自私人部门。为了促进研发，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具有更高水平的教育方面增加机会，工科学校增加了这些专业的接受人数，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申请者。这一努力带来成果之一就是，高科技产业现在已经占到了芬兰GDP的25％－30％，15年前可并不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另一个问题是环保问题。纸浆和纸张制造业一直是芬兰的传统产业，目前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此类产业在中国经常带来非常严重的污染问题。芬兰是如何解决造纸业的污染问题的？
郭安祺：简单而言这要归功于非常先进的科技。如果你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将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产业，因为当时芬兰的许多河流、湖泊和海滩都遭受了污染，主要是因纸浆制造业造成的。我们首先提升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意识，同时强化了管理，使得纸张和纸浆制造业不得不按照最高的行业标准来运作。现在这一产业再也不是社会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了。现在我们正准备将这些避免污染的科技对外出口，包括出口到中国。芬兰在中国有造纸产业，而且是非常清洁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芬兰总统访问东德的代表团，一家芬兰企业在那里设立了造纸厂，实际上他们生产完毕后流回河流的水要比从河流中取出的水更为干净，也就是说起到了净化河水的作用。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自夸，但确是实情。
公共谈判促进平等
经济观察报：芬兰和中国一样有着大规模的外贸产业，出口占GDP相当大的比例，但国际经济状况的波动会对外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会波及国内经济，可能影响到芬兰的福利国家体制。芬兰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将这样的影响最小化？
郭安祺：出口是芬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芬兰国民经济的一半。过去这主要依赖林业产品，这样国际经济的波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将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使经济重新达到平衡。现在我们不能这么做了，因为我们是欧元区的一部分，不可能选择货币贬值这种做法了。
除此之外，另两个重要的出口领域已经发展起来，即金属加工业和ICT这样的高科技产业，这使外贸结构更加健康。但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世界市场变动带来的影响，必须采取一定的财政等经济政策来应对，并坚持不懈地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追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我们的外贸结构很健康，实际上在过去10－20年间是很稳定的，我们没有遇到过大起大落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去年芬兰的GDP增长率达到了5.5％，这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尽管一些东欧国家达到了更高的增长率，但它们的起点比较低。芬兰依然存在着贫富差异的问题，有如此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芬兰如何让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据我所知，芬兰一直追求一种平等主义（equalitarian）的目标。
郭安祺：这是通过在各种社会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一种惯常性的斗争，在雇主和工人以及各种工会组织之间不断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同时由政府决定预算开支的分配，决定税收的水平，这些问题是国内政治日程的组成部分。在本次选举之后政治格局会发生改变，我们将观察下一步将会有什么进展，但我们仍将延续正常的政治日程。
但没有人认为这种接近6％的增长率将会持续下去，实际上可能今年就无法达到这么高，去年是个例外，因为2005年林业遭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打击，经济增长率可能损失了1个百分点，所以去年的表现和前年相比显得非常优异。目前预计的增长率可能为3％。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芬兰在欧洲的经济表现仍属优秀，其他的福利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不让人乐观，在坚守福利国家体系的同时维持经济的竞争力，这一点芬兰是如何做到的？
郭安祺：没有哪种神奇的灵丹妙药能够维持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表现。以优秀的教育和培训机制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活动，包括吸引公共和私人的融资投入其中，生产过程中科技的提高和创新，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势，我们必须从努力在所有方面都不断积累微小的成就开始。而且我们还需要继续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在冒险与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芬兰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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