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殖民历史的争论
1807年英国政府废除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近日英国就此举行了正式的庆祝活动，这也引发《卫报》上对于如何评价殖民时代的两种不同观点。凯托承认英帝国在殖民时代犯下了许多可耻的罪过，但他认为在那个时代，一些“伟大的人物”以无比勇敢的行为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开拓，从而在总体上对人类是有益的，尤其是美国的建立，是过去400年间人类最伟大的集体成就。Gopal则认为，西方国家从未对非洲等地遭受的殖民掠夺给以物质上的赔偿，只是以废奴、悔罪等所谓“勇敢的行为”试图将过去的历史一笔带过，从而得以心安理得地纪念“代表善良力量”的大英帝国。他建议把目前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直接改称“赔偿”，并支持通过法律途径推动正式的赔偿。笔者认为美国的建立确是欧洲人伟大的成就，美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美国本身建立在北美印第安人毁灭的基础上。印第安人虽然落后，其所代表的文明、文化与价值观有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生命和欧洲人的生命有同样的价值。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什么罪恶可以被称作“罄竹难书”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殖民主义。而以殖民主义带来的结果来证明殖民主义过程的正确性，只是一种发展的逻辑和工具理性，而不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尊重。
帝国的历史并非罪无可赦
译自《卫报》3月31日
作者：马丁·凯托（Martin Kettle）
大英博物馆新近推出了关于英国人最早的美洲航行的展览，在第一个展位上是一面令人惊叹的地图。那是一副很大的世界地图，色彩鲜亮，装饰华美。地图是特制的用来置于桌面、而非悬于墙上观看的，因为地图上的文字可以从两个方向阅读。这副地图可以直接用作导航。它来自法国，是皮埃尔·德塞利耶（Pierre Desceliers）于1550年绘制的。
德塞利耶的精妙制图有两点令人叹服。其一是准确与细致，在那个年代就绘出了除澳大利亚之外的所有大陆，包括其上的河流与湖泊。其二是，图上反映的许多重要信息，如南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以及东、西印度群岛的轮廓，在德塞利耶开始绘图时间的50年之前，还是完全不为世人所知的。
众所周知，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启航西行之举在人类史上意义重大。但只有当看到了德塞利耶的地图之时，才会如身临其境般领会到这是多大的壮举。哥伦布所处的是个浪漫的时代，事实是早在他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了许多的地理知识。早在英国人“发现”维多利亚湖700年之前，阿拉伯制图者就知道这个湖泊；甚至拉斯科（译注：Lascaux，法国一处发现古人类遗址的洞穴）的穴居人可能都知道关于大海和一些岛屿的事情。然而，在差不多相当于单个人生命周期的时间里，16世纪的欧洲人就从对世界轮廓几乎一无所知进步到了基本通晓。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就啊！伟大的“旧世界”，拥有这些伟大的人物。
但在观看这样一场展览时，一位敏感的观众也会感到一种不祥的、原始的负罪感。经常伴随此类航行的事情是，那些不幸被发现的人们从此遭遇天降灾祸，想到这个，我们就再也不能如我们的祖先那样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了。对于21世纪的人们而言，反映欧洲人和海外世界最初接触的实情最好的事例是，1788年当第一艘欧洲定居者的航船抵达澳大利亚时，两名澳洲土著民在海滩上向他们喊道：“走开！走开！”此外还有约翰·怀特（译注：John White，16世纪英国画家）的水彩画，描绘1577年马丁·弗罗毕谢（译注：Martin Frobisher，16世纪英国探险家）手下的船员在巴芬岛附近的冰洋上向坐着小船的因纽特人开火。这可能是最早描绘欧洲人射杀土著民的记录之一。
但不论是今天认为这段历史罪无可赦，还是过去人认为它居功至伟，都不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在大英博物馆展览的中心位置是怀特绘制的一组精彩的水彩画，画面上有飞鸟、植物和美洲土著人，这些画作于1587年，当时他被沃尔特·拉雷（译注：Walter Raleigh，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朝臣，曾对新大陆发动远征）任命为洛诺克（Roanoke）殖民地的总督，但只当了几个月。无法断定这些水彩画是否准确描绘了当时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尔冈昆（Algonkian）印第安部落的生活，但很明显没有丑化这些被征服者。怀特和拉雷可能在洛诺克做了不少其他事情，但很明显他们确曾努力去了解这块他们以无比勇敢的壮举发现了的土地。
复活节后不久，女王飞往弗吉尼亚州参加詹姆斯敦立城400年庆典，该城是英国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地，并维持至今。像洛诺克一样，詹姆斯敦被从各个角度大大神化了。真相似乎势必永久地和传说纠缠不清。但在拜访了这个遗址之后，很容易产生两个强烈的想法：第一，你会想去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些人不远万里从欧洲来到这里，黎明即起，从事劳作；第二，假设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一无所知，你会承认，我们的这些先祖所开始的历史进程对全体人类而言是有益，而非有损的。
在此时思考大英博物馆关于洛诺克的展览、重读詹姆斯敦的历史会令人心头产生百般滋味。这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的日子，这个事件既让人感到团结和宽慰，也让人感到挣扎和痛苦。当然我知道在大英帝国建立的前后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奴隶贸易。这个背景很重要。我们承认在上升的过程中有几脚是踩在了遭奴役的人们的头上，但承认这一点并不用戴上“我们都是有罪的”这顶帽子。
1607年开始的詹姆斯敦的故事和非洲奴隶关系更紧密。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詹姆斯敦是在1619年，距最初的殖民者乘坐的三艘航船抵达詹姆斯河只有短短的12年时间。弗吉尼亚州最后一批奴隶有的活到了20世纪。然而，即使承认历时长久的奴隶制恐怖、可耻，这也无法动摇我的另一个观点，即21世纪美洲各国的形成是过去400年里最伟大的人类集体成就——尤其是现代美国的建立，在经历了许多斗争后，它最终成为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先驱。
如果这一点成立（如果不成立的话，我想知道还有什么更伟大的人类集体成就），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项专属于欧洲人或英国人的成就。不论如何，就整个历史来看，哥伦布、卡蒂埃（译注：Cartier，16世纪法国探险家，发现加拿大圣劳伦斯河）、弗罗毕谢、德索托（译注：de Soto，16世纪西班牙探险家）等探险家所代表的事业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至少不低于其坏处。而且，尽管当前的华盛顿政府极为疯狂（就这一点而言确应道歉），这一事业似乎仍在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一边谴责奴隶制，一边为帝国庆贺，这是自相矛盾的
译自《卫报》4月2日
作者：Priyamvada Gopal
“我不活在那个时代，我的祖先都是农夫，我为什么要为奴隶贸易感到‘有罪’？”杰里米·帕克斯曼（译注：Jeremy Paxman，英国著名记者）近日发出这样的疑问。不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许多英国人不无理由地感到奇怪，为什么要为他们并未亲身参与的罪行“道歉”？该怎么“道歉”？
一些抗议者把自己捆绑起来以示对奴隶制的谴责，这是出于可敬的动机，但他们可能会把直面历史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某种单纯的忏悔。（印着“真对不起”的T恤创意拙劣。）同样，上周西敏寺宗教仪式上神学意味的“赎罪”可能实际上会使人更加无法完整面对历史——该仪式上只有一名抗议者托因·阿格伯图（译注：Toyin Agbetu，一位黑人抗议者，在3月27日的西敏寺纪念仪式上对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女王伊丽莎白高喊“你们应该感到耻辱”、“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这种“赎罪”的说法让人想到“罪过”——一种经常是宗教性的、与个人过错有关的私人情绪，而不是一种更需要勇气的、必要的行动，即承认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历史进程之上，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积累了财富。如同该纪念仪式本身说明的，以这种赎罪的方式、承认过去的方式来使自己自动免责，将过去的历史一笔带过，不再思考其对当下的影响，以及应如何处理那一时代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
一边赎罪、一边庆祝，这也是一种非常自私自利的行为，只是试图强化那种印象，即英国的白人基督徒是道德自省、勇敢和改过自新的典范。纳齐尔·阿里（Nazir Ali）主教（他经常为“白人责任论”做忠诚的辩护）等人告诉我们，值得纪念的是英国在结束奴隶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其历史上的奴隶制。这事实上是劝说人们，不应对过去有负罪感，而是应感到自豪。要和那些曾积极参与奴隶制的人划清界限，并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是废奴主义者的后裔。
没有人否认，和其他文化一样，英国文化有着伟大的、勇敢的行动主义传统，然而把这一两百年纪念日认定为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庆祝日”，再一次漠视了其他历史参与者。阿里认为结束奴隶制的是基督教信仰。然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也有破坏性的一面，主教应当没有忘记福音派基督教曾被用作奴役和殖民“异教徒”的借口。
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于这场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中：我们被告知要庆祝英帝国的遗产和“英伦价值观”。但提到奴隶制会让这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就把奴隶制和帝国分开，强调奴隶贸易的终结，而忽略继续通过其他方式实施的剥削。经常被从记录里忽略的不仅是被奴役者、被殖民者的激烈抵抗，还有这一事实，即1807年既不代表奴隶制度本身的终结，也不代表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终结。
在奴隶于1838年获得正式解放（奴隶主也曾提出反对）后，在加勒比海地区甘蔗种植园中劳作的主要是契约劳工，这种做法得到政府的认可。这是一种债务奴役的形式，其中包含了欺骗、可怜的工资、苦难而且经常致人于死地的航程、艰苦的劳动条件、限制自由、肉体虐待，而且大多数劳工没有返回故乡的希望。几百万的印度和中国“苦力”就是这样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的一些地方的。奴隶制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密不可分：一边纪念后者，一边声称谴责前者，这是自相矛盾的。
我们知道，政府和政治家之所以未能做完整的道歉，是因为他们明白这样做的法律后果是，赔款要求就有了更强有力的理由。赔款本身将迫使我们直面事实，即过去的可怕事件不是一些偶然的道德失误、可以通过公开的改革或者自责来抵偿。那是一个国家以其他社会的牺牲为代价而进行的系统性的自我致富。明白无误地承认这一事实，将迫使英国脱下它自诩的“道德帝国”的历史外衣——这一说法认为英国是一个用意善良的殖民国家。事实上，英国曾多次以它对奴隶制的废除来作为对非洲殖民的道德理由。
当安东尼·吉福德（译注：Anthony Gifford，英国女王法律顾问、律师）在上议院做了一番雄辩的演讲支持赔款要求时，反对者表示，英国已经为“帮助”非洲国家做了很多。支付赔款将意味着承认英国不是什么道德标杆和“拯救者”，而是加害者。这将意味着承认这一明显事实：就经济意义而言，其实是“发达”世界欠了“发展中”世界的债。但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愿放弃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善良的援助施予人”所带来的强大的道德和战略地位。真正的道歉不应只是废除所谓的“第三世界债务”——它本身就是殖民掠夺的后果，也应是某种形式的赔款（包括把“援助”改称赔款）。
奴隶制和契约劳工代表了一种以掠夺性的做法来追求利润的思维方式——作家巴里·昂斯沃斯（Barry Unsworth）批判地称此为“神圣的欲望”（sacred hunger），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纪念性的年份来自问，我们的生活方式仍然在多大程度上试图满足这种欲望。从廉价劳工中获取利润绝不只是过去的事情：大公司仍在不断进入贫穷国家，在那里它们可以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支付低廉的工资。
遭到奴役和殖民的人们的后代也在进行这一自我批判性的反思。安提瓜作家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提醒与她一样的奴隶后代，要反思“是谁捕捉他们的祖先，把他们送到欧洲主人的手中”，以及这样的背叛事件是如何在他们的社会中继续发生的。她呼吁“更加苛刻”地对待历史，我们要询问自己，目前的状况从何而来，目前的生活方式源自何处。
这些都是更有建设性的问题，而不是那种自我陶醉式的、将“耻辱、罪过”与“自豪、庆祝”割裂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导致了马丁·凯托在本报上发表的歪曲性的文章，他声称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殖民主义虽然有其可耻和可怕的一面，却是“对全体人类而言是有益的”。（除非把人类单纯定义为欧洲人。）现在似乎最好的方式是直面琴凯德提出的问题，向那些曾经质疑、反抗并最终战胜我们的人们致以完全的敬意。
（马丁·凯托为《卫报》首席评论员，Priyamvada Gopal为剑桥大学英语系教师，著有《印度的文学激进主义》一书。译者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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