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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上帝不容!

2007年05月6日
作者 刘波 22:55 | 点击 (410) | Permalink 本文地址 | Comments 最新回复 (14) | 一般分类
    信教的犹太人相信整个圣地都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因此放弃任何一块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穆斯林信仰者看来,整个国家是一个“卧各夫”,因此坚决不能把任何一块让给异教徒。与此同时,主宰华盛顿的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也认为圣地是一块宗教土地,犹太人必须先回到那里,这样耶稣基督才能再临。

      作者:Uri Avnery

       译者:刘波

    已故的拉法尔·伊尔坦(Rafael Eytan)、我们的那位不甚聪明的总参谋长,有一次问一位外国游客:“你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教徒?”

    “我是无神论者!”对方答道。

    “好,好,”拉法尔不耐烦地说,“但你是个犹太教的无神论者还是个基督教的无神论者?”

    当然,我自己是个完完全全的无神论者。但我越来越担心,主宰我们整个生活的以巴冲突带上了越来越强烈的宗教色彩。

    在历史上这是两股民族运动之间的冲突,当时宗教只不过是缀饰而已。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非宗教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宗教的。几乎所有的国父都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说,“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让那些教士们呆在神殿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tzman)是位持不可知论的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亚波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要求将遗体火化——在犹太教里这是一种罪孽。大卫·本-古里安即便在葬礼上都拒绝戴上犹太帽。

     当时不论是犹太教哈西德派(Hassidim)还是他们的对手梅斯纳派(Missnagdim)的大拉比,都激烈地谴责、诅咒赫茨尔。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犹太人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他们认为犹太人只是一支因遵守神圣戒律而团结在一起的上帝选民。

    而且在拉比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大罪。万能的主为了惩罚犹太人的罪孽已经下令将他们流放。因此只有万能的主才能收回惩罚,派遣弥赛亚将犹太人带回圣地。在那之前严禁“大群返回”。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是对上帝的反叛,而且更恶劣的是阻止了弥赛亚的再临。哈西德派的一些教士、美国的撒塔玛派(Satmar)和以色列的一支人数不多但戒律严明的派别、耶路撒冷的“圣城护卫派”(Neturei Karta),现在仍然在坚守这一信条。

    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了犹太教的一些符号,如大卫六芒星、圣殿烛台,旗帜来源于祈祷巾,甚至名字都来自锡安山,但不过是有目地加以利用而已。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那支人数很少的宗教派别(“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处于边缘状态。

    我们知道,在纳粹大屠杀之前,巴勒斯坦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学校对所有“流亡犹太人”的东西嗤之以鼻,包括犹太教、中东欧的犹太城镇(Stetl)和犹太人的社会结构(“倒金字塔”)。是纳粹大屠杀改变了他们对犹太人流亡历史的态度。

    本-古里安对那些宗教派别、包括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正统派做了一些让步。他取消了数百名叶西瓦(Yeshiva)大学生的服兵役义务,并建立了独立的“国立宗教学校”体系。这全是为了笼络人心。而当时在任何人看来,不出一两代人的时间,犹太教就会在以色列炙热阳光的照耀下烟消云散。

    但在“六日战争”前夕,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犹太教卷土重来了。

    在巴勒斯坦一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背景完全不同。

    阿拉伯人的民族运动也是在欧洲人的民族理念影响之下产生的。其精神领袖呼吁将阿拉伯国家从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欧洲殖民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一运动的许多创立者都是阿拉伯基督徒。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并在巴勒斯坦设立托管政府之后,才出现了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但它没有任何宗教色彩。

    为了打入巴勒斯坦人内部,英国人任命了一位宗教人士、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Hajj Amin al-Husseini)为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在巴勒斯坦人针对移民前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抵抗中,侯塞尼很快取得了领导权。他努力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起义带上宗教色彩。他指控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夺取圣殿山和那里的伊斯兰教圣地,以此动员其他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人。

    但这位穆夫提悲剧性地失败了,这也给他的民族带来灾难。巴勒斯坦人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崇拜的偶像是贾马尔·阿卜杜·纳赛尔,典型的泛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者。后来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创立现代巴勒斯坦民族运动时,他也没有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区别对待。直到死之前,他都坚称要解放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和教堂”。

    巴解一度提出建立一个“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同生活的民主的世俗国家。”(阿拉法特不喜欢“世俗”这个词,他更喜欢“非教派”这个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后来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就是一名基督徒。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1987年底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的爆发。哈马斯、杰哈德等伊斯兰主义运动从那时起才开始接管这场民族斗争。

    “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的惊人胜利看起来像一场奇迹,也给以色列的政治和文化带来深刻变革。羊角号在西墙之畔吹响时,信教的年轻人纷纷从幕后登上舞台。

    人们突然发现,本-古里安原本为政治上收买人心而建立的、违背他本意的宗教教育体系,已经静悄悄地产生了狂热的宗教产品。许多年来饱受羞辱和蔑视的青年宗教运动现在满心狂热,开始了定居点行动,以及这个国家的主要行动——吞并被占领土。

    犹太教本身也发生了演变。它抛弃了所有普世价值观,成为一种狭隘的、军事性的、排外的部落信条,追求征服和种族清洗。这些新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坚信,他们在实践上帝的意志,为弥赛亚的来临做准备。过去的内阁部长大都是“民族-宗教”分子,来自政府中的温和派,而现在这些人纷纷给新的有宗教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极端派领导层让路。

    以色列还没有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大部分人仍不信教。根据以色列政府统计局的权威数字,只有8%的以色列人将自己定位为“正统派”,9%的人定位为“宗教派”(即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有45%为“世俗的、非宗教的”、27%的为“世俗的、传统的”。

    然而由于“宗教派”在定居点计划中的参与,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他们实际上阻挠了任何和巴勒斯坦人谈和的计划。他们还在对方那里挑起了宗教反应。

    巴勒斯坦人针对占领的抵抗活动在1987年第一次起义爆发时达到高潮,并大大助长了宗教势力。在那之前宗教势力一直在平静而缓慢地增长(占领当局的鼓励与此不无关系,他们希望借助宗教势力来平衡持世俗立场的巴解的力量。)

    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的结果是奥斯陆协议和阿拉法特的回国。但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未能结束占领状态,建立一个世俗的巴勒斯坦国。随着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断扩展,巴勒斯坦公众开始更多地支持武装抵抗。由于武装抵抗的方式有限,宗教派别的力量上升。和一名世俗分子相比,一名宗教分子更愿意在自杀式袭击中捐躯。

    巴勒斯坦公众对世俗的法塔赫领导层中蔓延的腐败深恶痛绝(但不包括生活清贫、一直享有清誉的亚西尔·阿拉法特),这让诚实程度无可挑剔的宗教派别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噩梦缠绕着我:以巴冲突将从一场民族冲突转向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再严重也是可以解决的。过去200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战争,几乎全都通过领土妥协得到解决。这样的冲突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可以以理性的方式解决。但宗教冲突绝非如此。各方都接受神的指令行事,难以达成妥协。

    信教的犹太人相信整个圣地都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因此放弃任何一块给“外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穆斯林信仰者看来,整个国家是一个“卧各夫”(Waqf,宗教公产),因此坚决不能把任何一块让给异教徒。(大约1400年前哈里发欧麦尔征服巴勒斯坦时宣布这是一块“卧各夫”。他当时是出于现实考虑,以免贪婪的将军们分疆裂土。)

    与此同时,主宰华盛顿的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也认为圣地是一块宗教土地,犹太人必须先回到那里,这样耶稣基督才能再临。

    这几股力量可能达成妥协吗?当然有可能,但要困难得多。虔诚的穆斯林可宣布停火(Hudna)一百年乃至更久,其灵魂不至因此而入地狱。开始撤出定居点进程的阿里埃勒·沙龙谈论着“长期临时协议”。在政治语言中,“临时”通常意味着永久。

    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达成冲突解决方案,需要智慧、成熟和耐心。

    阿拉法特死的那天,我在接受《国土报》采访时说,我们应当怀念这位愿意而且有能力和我们达成和平的世俗领导人——这样的话激怒了许多以色列人。我当时说,他的离去为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移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即便不是先知,也能预见这一趋势。

    (作者为以色列作家、前议会议员、和平主义者,现年84岁。)http://www.amin.org/look/amin/en.tpl?IdLanguage=1&IdPublication=7&NrArticle=36131&NrIssue=1&NrSecti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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