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的博客

“六日战争”四十年祭

2007年06月9日

作者 刘波 15:03 | 点击 (569) | 本文地址 | 最新回复 (71) | 一般分类

    本周适逢1967年中东战争（也称“六日战争”）爆发四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世界各地的人们再次对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六日战争”是人类现代史上历时最短的战争之一，仅仅持续了132.5小时，而且在战争刚一开始，以色列便基本消灭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决定了战局的走向。但很难想象如此短暂的一场战争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影响。以色列这场闪电般的胜利大大改善了它在中东的战略处境，使它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和“战略资产”，使中东各国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从而重塑了中东乃至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影响一直延及今日。

    在评价“六日战争”的历史影响时，今天的人们往往强调它促进地区稳定的一面。这一观点认为，在1967年战争爆发之前，阿拉伯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以色列，把局势恢复到1948年之前的状况。但1967年战争的耻辱性失败让阿拉伯人大受挫折，不得不逐渐接受了以色列存在的事实，并把政治目标降低为仅仅恢复到1967年之前的状态。
    简言之，大卫击杀了歌利亚，庞大而傲慢的阿拉伯世界被迫俯首称臣，给和平提供了前提。虽然震惊、愤怒和沮丧的阿拉伯国家在当年的喀土穆峰会上宣布强硬的“不和、不谈判、不承认”原则，但对于以色列的军事优势，阿拉伯国家其实已经心知肚明。其后在1973年战争中先胜后败后，埃及和约旦分别在美国调解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承认以色列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似乎也为1967年战争是“和平催化剂”的判断提供了论据。

    但实际上，埃以、约以之间实现的和平，不过是这场冲突的局部解决，而且这样的和平代价高昂，让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1967年战争是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是阿以冲突的转折点。今天的阿以和平，所要解决的就是“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战争期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等阿拉伯土地的占领，仍是目前阿以冲突的症结所在。

    此外，认为“六日战争”促进和平的观点忽视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两个更加严重的后果，即巴以冲突的加剧和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的崛起。这两个趋势正在使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陷入更加不稳定的境地。

    首先“六日战争”大大改变了以色列的国民心理。立国刚刚19年的以色列在六天时间里击溃了三个阿拉伯邻国的联军，将土地大大扩展。这场奇迹般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以色列的国民士气，一方面使许多以色列人相信，维持本国的武力威慑力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的右翼犹太人更加相信，犹太人在“应许之地”建国是上帝的意志，从而开始了向被占领土的移民运动。今天，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45万犹太定居者，已经成为影响以色列政局举足轻重的力量，并足以阻挠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而以色列在战后对阿拉伯土地的持续占领，也让这个战前得到不少同情的“弱者”，在今天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主要对象。

    在巴勒斯坦方面，“六日战争”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脱离了阿拉伯联盟的羽翼，成为一场独立的民族运动。1967年之前，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一直为埃及总统纳赛尔所掌控，但战争的惨败让埃及信誉尽失。战争期间从拉姆安拉潜逃到约旦的一位名叫阿拉法特的年轻人，在1969年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独立领导人。从那之后，巴勒斯坦人在阿以冲突中越来越走上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在1967年之前，以色列眼中的主要敌人是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认真对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历任政府不仅否认居住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地的阿拉伯人是一支独立的拥有民族自决权的人民，也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抵抗侵略的决心。尤其是1969年上台的梅厄夫人政府，一方面完全拒绝归还任何被占领土，另一方面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其后的20年里，巴勒斯坦人保持了相对平静，但第一次起义终在1987年爆发，巴以冲突也开始成为世界各国舆论瞩目的焦点。1967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巴勒斯坦人一直生活在屈辱的异族占领之下，他们更渴望获得自由和尊严，更愿意进行武装抵抗。

    1973年战争后，尽管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与以色列在法律上仍处于交战状态，但阿拉伯各国正规军和以色列之间已经基本不再爆发冲突。鉴于美国对以色列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和以色列拥有的军事优势、甚至核武力量，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而在此期间，巴勒斯坦武装和以色列的冲突却越来越激烈，尤其是1987年哈马斯成立并于上世纪90年代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双方目前陷入了恶性暴力循环的境地。而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正是这一冲突的根源。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表示过完全撤回1967年之前边界的意愿。但以色列应当明白，既要占领邻族土地，又要与邻族实现和平，那将是不可能的。

    而“六日战争”对中东局势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逐渐消解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虽说“六日战争”不是出现这一状况的唯一原因，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1967年之前，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宣扬的是通过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并让阿拉伯世界走上现代化道路。但战争的惨败、阿拉伯各国民众对政府的诸多不满、以及美国对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分化与打压，让这一理论彻底破产。

    在纳赛尔死后，没有人能再度举起阿拉伯团结的大旗。时至今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自顾不暇，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是土崩瓦解。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1967年战争的解释——失败是因为阿拉伯人背弃了纯洁的宗教道路，开始在下层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之后埃及政府和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不过是两国精英之间的和平，在埃及街头巷尾的草根阶层中，对以色列的敌视仍是主要情绪。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纳赛尔时代曾遭受严厉打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并为哈马斯、“基地组织”等力量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的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淡薄，宗教色彩却越来越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哈马斯、真主党等难以预料、难以控制、意识形态偏狭、顽固的“非国家行为者”取代了古典的阿拉伯民族政权，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以色列在1967年对阿拉伯各国取得了大胜，但当以色列准备以同样的武力方式对付这些“非国家行为者”时，却发现力不从心。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冲突、以及2006年夏黎以战争的失利就是明证。

    与1967年的中东相比，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逐渐消解，以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许多事件的影响，今天的中东更加支离破碎，不同族群、教派之间的矛盾也更为激化。目前伊拉克已经陷入了低烈度的内战，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也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埃及、沙特等国内部形势亦不稳定，各种社会矛盾呈现激化之势。这些状况虽然不能全部归因于1967年战争，但1967年的阴影确实是笼罩在所有中东民众的头上。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六日战争”并不是中东和平的催化剂。相反，“六日战争”是中东的巨大伤口，这个迟迟得不到包扎的伤口正在发脓、溃烂，释放各种偏见、仇恨与暴力，把它们蔓延到中东各国的社会肌体中。在各国政治家看来，“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容易、最少政治风险的道路，以色列的许多普通民众似乎也觉得，在大国支持之下、依靠压倒性的武力优势，维持一时的安稳，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为中东的长久和平和中东地区民众的长期福祉考虑，根据“土地换和平”的国际共识解决1967年战争的后遗症，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也只有那时，才是这场已经持续40年的“六日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