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权而斗争
在约旦河西岸保卫杰宁难民营的青年、在加沙保卫拉法难民营的青年、刚刚从占领军手中夺回费卢杰和纳杰夫的伊拉克人，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不是民主的敌人。他们紧握着先驱者的火炬，他们是奠定人民主权和民主实践的公民。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就是曾经解放了欧洲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诺曼底登陆日纪念的传统。
原载《卫报》2004年6月23日
作者：Karma Nabulsi
译者：刘波
美英两国宣称下月将把主权移交给伊拉克。但其实在法律上，占领者是不可能在6月30日移交主权的。原因很简单：主权不在他们手里。主权一直在伊拉克人民手里——不论是在萨达姆·侯赛因掌权前、垮台后，还是在今日美国总督保罗·布雷默的军法统治之下。
6月8日的联合国1546号决议以及此前的决议，均对此有明文规定。决议都“重申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喋喋不休地谈着主权，这不仅是对战争法和基本国际法的误读。这还说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构架完全无知。这种无知部分解释了他们为何不理解伊拉克的现实，以及他们在伊拉克的倒行逆施。
如果一国的正式国家机器在遭入侵和占领期间瓦解、权力由外国军队行使，那么此时主权就回到该国公民手中。主权存在于人民之手，而非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现代民主制的合法性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也是所有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它还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
人民主权原则记载于近现代学者的经典论述中，尤其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哲学家的论述。它记载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制定的宪法和基本文件中，也记载于联合国等代表性国际组织的宪章与基本文件中。
这不是抽象的国家理论。它反映了政治参与的具体实践，并可追溯到18世纪欧洲民主体制诞生之时。正是因为一代代普通人的抵抗实践，以及对人民主权的集体行使，这些原则才得以根植于所有民主法律体系与治理机构之中。欧洲的民主文化、公民观念与实践、公共空间与政治活动、以及国家的角色与责任，都根源于抵抗专制统治的传统。
从18世纪末开始、贯穿整个19世纪，面对外来军事征服和帝国统治，一代代欧洲人前赴后继地捍卫人民主权原则，建立民主。在二战中，正是人民主权原则指导了地下抵抗组织与盟国的理论与行动。同样在今天，正是人民主权原则在指导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抵抗活动。民主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建立的，而且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正是人民主权论的现实本质和最好体现。
欧洲19世纪反抗专制政权的历次斗争均以建立代议制政府为目标：18和19世纪波兰人抵抗沙俄与普鲁士的解放斗争；俄国游击队抵抗拿破仑入侵和纳粹入侵的斗争；马志尼、卡罗·比安科等意大利共和党人在30多年里与共和组织一道展开地下抵抗活动、反抗奥地利帝国和教皇国；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全民抵抗；南非的政治与武装抵抗。这些都代表了全民主权的政治传统。
这种公民积极参与自我解放、自我治理的实践反映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教训，这样的教训仍可适用到当前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关系中。第一个教训是，为自由而斗争是普世性的，不是舶来的，它来自于具体的历史冲突之中。第二个教训是，正是通过争取自由的斗争，才有今天的民主机制。
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教训就是，针对非正义势力所所进行的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正是保障由此产生的民主机制得以稳定运行的政治文化基础。
人们不是因为拥有了民主机制才能实践民主，民主也不单单局限于选举等机制。只有在公共领域的普遍实践中产生的民主，才会生根发芽，就欧洲而言，这一实践源自于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
因此，就欧洲的成熟民主国家而言，争取自由的群众斗争是实现和维护这些自由的必要途径。今天欧洲各国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均是通过一代代人艰苦努力而得来。人们甘受牢狱之苦、甘冒各种危险，进行政治动员、武装抵抗和有组织的地下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个共同的目标并不来自上层的恩赐，不来自文官和技术官僚，不来自政治理论家和评论家的头脑，不来自民主理念的“移植”，不来自自由派的军队，甚至不来自卢梭。
在约旦河西岸保卫杰宁难民营的青年、在加沙保卫拉法难民营的青年、刚刚从占领军手中夺回费卢杰和纳杰夫的伊拉克人，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不是民主的敌人。他们紧握着先驱者的火炬，他们是奠定人民主权和民主实践的公民。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就是曾经解放了欧洲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诺曼底登陆日纪念的传统。
（作者Nabulsi女士就教于牛津大学，曾任巴解政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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