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普世价值吗?
哲学家并不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不同的哲学家定义了不同的“普世价值”体系,这些普世价值包括公正、诚实可信、尊重他人、同情他人、避免伤害他人、敬业与勤勉等等。但这些体系并不包括民主,因为民主并不像“不可杀人”一样,被所有理性的人类认为是道德上良善的。笔者的博客经常关注伊拉克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而在回帖中经常有人告诉我,“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如何如何”。似乎“民主是普世价值”就像“1+1=2”那样,是不言自明、万古不移的公理。是这样吗?
同样引起笔者困惑的是,在中文中出现频率如此之高的词汇,在笔者所阅读的西方人关于巴勒斯坦、伊拉克问题的讨论中,universal value却似乎并不是个常见的、被作为论据的词汇。因此,笔者在此本着科学的怀疑精神,试图探讨一下民主是否是普世价值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普世价值。很明显,“普世价值”这种说法不符合汉语的传统表意习惯,是翻译过来于英文的universal value。既然是舶来品,那么探讨“普世价值”是什么意思,就要看universal value在外文语境里是什么意思。英文中的value除了表示“价值”等意思外,还有“道德上良善的观念或行为”的意思。
传统上中文里的“价值”一词和道德并无关系,所以直译过来难免让中国人觉得有些别扭。但由于“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显得新奇、洋气,遂又在一时之间成了时髦的新名词,为知识分子所乐于引用,而在英文里这不过是普通人皆可理解的简单短语而已。这和“后现代”在中国人看来显得有些神秘莫测,西方人基本上谁都理解啥叫post-modern,是一个意思。
回到正题。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哲学上的范畴,是指全人类均认为在道德上为良善的一些观念或行为。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并不开始于现代,哲学史上认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讨论普世价值的问题。但直到今天,哲学家仍未能确定何种观念或行为的体系构成了人类的普世价值。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哲学上对普世价值概念的界定非常严格。
哲学上的普世价值,是指在人类历史的所有时间内,不论过去、今天还是将来均成立的价值,同时是对于所有人类、不分种族、民族、文化、宗教而言均成立的价值,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为人们认为成立的价值。换言之,是不论在何时何地,任何人都会认为是道德上为良善的观念或行为。
照这个标准来看,很难说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价值,民主是一种产生于古希腊的制度。Democracy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民众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但因为民众不可能总是意见一致,于是就需要通过投票等方式来反映“民意”,因此民主其实是“多数人的统治”。很显然,产生于古希腊一地的民主制,不符合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均成立”的要件。
再者,当时希腊各城邦有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也有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寡头制,但希腊人对民主体制并没有一种道德上为“良善”的判断,“民主制”与“寡头制”、“独裁制”、“世袭君主制”等等,只是被希腊人认为是一种政治或社会的组织形式,没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雅典与斯巴达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斯巴达获胜,对此不论是当时的希腊人还是今天的西方人,通常都认为这是国家间战争的正常结果,而不是邪恶战胜了正义。
同样,在整个19世纪,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有些国家是适合民主制的,有些国家是不适合民主制而适合其他体制的,并没有给民主带上普世的和道德的含义。人们开始宽泛地将“不民主”和“不好”联系起来,基本上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
所以,哲学家并不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不同的哲学家定义了不同的“普世价值”体系,这些普世价值包括公正、诚实可信、尊重他人、同情他人、避免伤害他人、敬业与勤勉等等。但这些体系并不包括民主,因为民主并不像“不可杀人”一样,被所有理性的人类认为是道德上良善的。
但有人或许会说,不应把“普世价值”的讨论局限于哲学范围内。“普世价值”这个哲学概念为政治界所借用,并用来作为政府或政客们采取一些政策和行为的借口,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事情。1992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终点,人类均会朝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才最早出现了一些“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影子。
但有意思的是,福山的理论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引为论据,而福山本人近来却拼命和新保守主义者划清界限,对布什政府的伊战政策大加批判,并澄清说,以他的理论为伊战的理由是对他本意的误读。讽刺的是,当许多国内知识分子还坚持认为美国政府发动的伊战政策是对的,只是处理过程中出了问题的时候,福山这个典型的美国右翼知识分子已经毫不客气地指出,布什政府的伊战政策一开始就是出自狂妄自大的幻想和编造的谎言。
因此笔者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与民主无关,因而也与本文主题无关。美国在伊拉克所做的连民主都不是,更不用讨论是否“普世价值”了。侵略和杀人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价值的反面。澄清了这个问题,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民主(指真正的民主)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认为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是普世价值者,代表人物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森于1999年撰文题为《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他认为,民主制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但森并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对他的观点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论证。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99年的时候,“民主是普世价值”在西方依然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而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在今天亦是如此。而且森的观点也备受质疑。
森并非没有意识到民主与传统的普世价值概念之间的矛盾,因此森对他的观点做了细致的界定。森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民主是良善的,所以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观。但是森又认为,如果我们把普世价值定义为人人都承认的价值,那么可能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找不到普世价值。因而森对普世价值的概念做了修正,认为它不是认为都“认为”,而是人人都“有理由认为”是良善的价值。森认为,民主是到20世纪之后才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可见森立论的前提是,他修改了“普世价值”的定义。
故而笔者认为,严格而言民主并不是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世界上仍有许多人不认为民主是一种道德上更为良善的制度——森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当然笔者认为民主制是一种更好的政体形式,也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但仍有许多严肃的人认为,民主不是一种应当追求的制度形式。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不应成为一种道德判断。
如果不加论证地把民主认定为一种“普世价值”,并把这作为一种论据,那么因为“普世价值”具有道德含义,那些不认为应当实行民主的人,势必被打成“道德上为恶的”。但这种道德判断,却是从一个站不住脚的原始论据出发的。
几十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追求“政治正确”的国家,一个喜欢喊口号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倡导科学精神、怀疑精神的国家。当然这首先是“我党”喜欢做的事情,但一些反对“我党”、反对体制的人,虽然在观点上是与政府对立的,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是沿用相同的逻辑,喜欢做政治判断、道德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逻辑判断。那些人可以称为“民主愤青”。
笔者尊重并且部分认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同时也希望看到别人再提到“民主是普世价值”时,能首先像森那样做严密的论证和限定,而不是劈头盖脸地摆出这么个“公理”,接下来就用做对付他人的“帽子”或“棒子”。毕竟我们希望听到独立理性的声音,而不像整天除了听“我党”的宣传,就是听布什总统的演讲。在这两个1%的极端之间,还是有98%的中间地带的。 2007.07.27
实在忍不住,说明一下。
“普世价值”,实际上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
什么叫价值观?其学术定义为: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人,会产生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普遍的价值标准,从而发现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为定势,或曰社会行为模式。
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社会化培养起来的。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社会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个人价值观有一个形成过程 ,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是不易改变的。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 ,由于人员的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这种价值冲突的结果,总的趋势是前者逐步让位于后者。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社会改革的前提,又是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把民主的价值观称为“普世价值”,是因为其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方向,是人类认识的归宿地。
人类八千年文明史,从为了生存而群居,到推举领袖(偶像),到建立专制制度,到推到偶像,到形成民主价值观,这是一条不可阻挡的发展方向。
我承认,某些人还没有形成民主的价值观,他们仍然认为一部分人是“高人”,有权力和能力去领导其他无权力和能力的人。只要听从领导,就可以得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结果。
按照这些人的观念,人民是什么?是圈养的迷途的羔羊。
独裁者最畏惧的,就是人民到达民主价值观的状态。那时独裁者出动军警禁止人民干这干那,军警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会想,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控制人民?就为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我自己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否是通过让我的兄弟姊妹失去自由换来的?一旦我离开军警队伍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百姓,是否也要被禁止干这干那?
请恕我不厌其烦,回顾苏联“819事变”。
苏联大厦瞬间垮台,就在于“八一九事变”中人民的民主价值观决定了历史的进程。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贝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格勃)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8人组成。该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 国家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委员会连续发布两道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地实施紧急状态,并暂时只允许《 真理报》等9家报纸发行。同日,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党、政、军、工、农领导人都参加了事变,可以说整个国家集体都行动起来了。按照常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将很快控制局面。
但是,隶属于苏联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告俄罗斯人民书》,宣称实行紧急状态是违反宪法的行动,呼吁公民行动起来反击紧急状态委员会。人民开始向白宫前聚集。苏联矿工跨共和国独立工会决定从20日起顿巴斯等煤矿工人开始无限期总罢工。叶利钦发布公告,以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名义要求共和国境内的军队、警察和克格勃不要参与政变。
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亚纳耶夫下令,莫斯科从19日起实行紧急状态,任命加里宁为莫斯科卫戍司令。8月19日,在列宁格勒,由于市长索布恰克的积极活动,军队没有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进入市区。
8月20日,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始表明自己的立场。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讲话,指出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应建立在“严格遵循宪法原则的基础之上”。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合法,表示坚决支持叶利钦的立场。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共和国先后声明不实行紧急状态。苏联全国各级地方权力机构极大多数都没有采取积极行动来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空军司令、空降兵司令、海军司令和战略火箭军司令都表示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参谋长认为军队进入莫斯科是犯罪行为,该军区第106空降师奉命去抓叶利钦那支部队倒向支持叶利钦,塔曼摩托化师的部分部队掉转枪口,用坦克和装甲车保卫白宫。远东军区中支持和反对政变的军官各占一半,真正坚决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的部队为数不多。
20日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在21日凌晨3时发动进攻,占领白宫。但在发动进攻前,担负进攻突击力量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决定停止行动,其他接受任务的空降兵和内务部的部队也按兵不动,攻占白宫的计划流产。
8月21日上午,亚佐夫召开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施行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到原驻防地。下午又召开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在与会者要求下,会议决定把部队从莫斯科撤出,并解除宵禁。随后,克留奇科夫打电话给叶利钦,表示将解除对白宫的封锁。这天出版的《消息报》在头版登载了编辑部坚决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
晚7时26分,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宣布取消在莫斯科的宵禁。7时30分,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为非法行动。时仅三天的事变遂告失败。
这就是具体的民主价值观在人民中的体现。
这就是普世价值的巨大威力。
顺便说一句,苏联解体后,我国媒体大肆渲染前苏联地区失业率陡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我不知道那些失业的人是否大部分为前党务工作者,反正过去的党委、组织部、政工部之类全部被取消了。
据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发布的经济状况公报,2005年7月其人均工资收入为303美元(8655卢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俄罗斯人的平均工资也曾达到300美元,但包括了奖金和补贴。2003年的10月俄罗斯的人均工资收入突破了200美元,即达到了1997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俄罗斯人均月收入曾因经济危机一度跌落到70美元)。目前,国营单位的工资水平已进一步接近私营公司。2005年上半年预算拨款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增长了38%,而私营企业的工资增幅只有31%。
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中心的分析师伊戈尔•波利亚科夫说,工资达到300美元仅意味着摆脱了贫困,但这个工资水平比最低生活费标准高不了多少。况且,俄罗斯月工资收入真正达到300美元的人并不是很多,仍有近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幅只有23%。因此,今年的工资增长速度与2004年同期相比实际上是放缓了。
现在可以将俄罗斯的工资水平同独联体其它国家及东欧国家作一比较。据乌克兰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该国的人均月工资为164.75美元;白俄罗斯的人均月工资为221.5美金,其它国家的更低。因此,俄罗斯的工资状况要比独联体其它国家好得多。但和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仅仅超过人均月工资为190.1美元的保加利亚。立陶宛的人均月工资达到445.5美元,爱沙尼亚——575.4美元,捷克——710.9美元,波兰——729.7美元,匈牙利——771.4美元。但据2003年的统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都低于西欧4317.3欧元的水平。此外,俄罗斯的人均GDP水平(9500美元/年)与波兰差不多,比土耳其略高一些。因此,所有经济学家都充满了信心。伊戈尔•波利亚科夫预言,再过4~5年俄罗斯人均月工资水平将出现质的飞跃,有可能突破500美元大关。也就是说,2004~2008年俄罗斯的人均月工资将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http://jdhb.xjetc.gov.cn/printpage.asp?ArticleID=444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英超切尔西队就行了。反正中国大陆企业家还难以买断一支如日中天的英超一流球队。
你的上述观点我全都赞同。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举阿布拉莫维奇收购切尔西队的例子,本意是想说俄罗斯并非像中国媒体说的那么饥寒交迫。看来我这个例子举的很不恰当。
还有一点,俄罗斯在我的观念里远非完美,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达到大同社会。但发展的程度确有先进落后之分。无论如何,今天的俄罗斯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肯定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民众价值观、制度、法律和经济等诸方面。
有时候我们指出民主国家的仍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我们客观地看到独裁专制国家政策的某些合理性,是有天壤之别的。切不可混淆其先进与落后的本质。这是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梯,无法同日而语。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但我经常感觉国人不能区分他们。或者某些观点的诱导造成了国人对他们之间本质差异的混淆。
在中国的工业生产技术改进方面,我更愿意学习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的专利和技术成果。
在中国的农业生产科技改进方面,我更愿意学习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已有的专利和技术成果。
至于思想政治方面,我愿意继承中国传统,并适度吸收世界各国成熟的先进的制度。说明一下,这里我说的中国传统,指的是唐开元以前。我瞧不上后来的固步自封的所谓理学观念。
先进和落后,对于我来说从来不是抽象的。因为关于先进和落后,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而是我睁着眼睛看到并评判出的。连先进和落后都看不出来,那么我就别活了,活着也会遭同时代人鄙夷,被历史抛弃。
世界上多数人认为民主是一种更好的政治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严格而言,民主尚未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社会越来越趋于“大同”的时候,民主会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但至少目前不是,而且这种可能性会不会
实现,也是个问题。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中国媒体确实有一段时间对独联体、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下滑、社会混乱等情况津津乐道,当然这是政府为了自己的执政利益在影响舆论,这种幸灾乐祸的做法,我个人认为真是很不厚道的,因为苏东、尤其是东欧国家当时的革命或变革,确是民心所向。
但
尽管如此,当时这些国家出现的困难情况,确是事实。目前波兰等东欧国家转型还算比较成功,经济和政治保持了稳定,俄罗斯经济也不错,这些国内媒体也有很多报道。
民主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家目前都没有完全弄
清楚的问题。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主因是资本、人口、技术、资源禀赋等因素,制度经济学学派认为是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减少,这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可参看我即将贴出来的诺斯的观点。)
目前经济学家似乎倾向于认为,短期内民主制的实施对增长作用不大,甚至可能有反作用,但长期内,民主体制结合旺盛的公民社会,似应该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二战后韩国、智利、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是在非民主政体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南部非洲国家大多实行民主体制,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退步,这和它们的公民社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国内虽然还不能公开辩论政体问题,但在环保、民生、腐败、经济增长、公共卫生、文化等领域,言论都是越来越开放,辩论越来越激烈,思想越来越多元化,各种社会组织、公民组织也有增多之势。如果政府能不压制公民社会,促进其培育,同时又能努力缓解目前中国的诸多内外危机、尤其是通过发展福利制度解决严峻的社会矛盾,过一二十年,待新观念的一代人长大,实施民主可能如水到渠成,可以平稳过渡。若不等公民社会成长起来就贸然以激烈对抗的方式突变,不但可能最后成为墨西哥、孟加拉国那样的玩具民主,甚至可能引来外患。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有很多原因,和民主制似乎关系不大。如果说民主制能促进经济增长,那么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经济飞跃,是不是说明斯大林主义也能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增长,现在表现最好的就是中国。南京汽车收购英国罗孚,TCL收购法国汤普森彩电业务,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优尼科,这些事情在国际上引发的影响,以及对西方人心理的冲击,远比切尔西的被收购要大。
对你这个观点,我又要表示赞同。前面我本来说道“适度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先进的制度”,后来觉得所有国家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于是改为“适度吸收世界各国成熟的先进的制度”。
关于印度,我了解较多的是其现当代文学,说实话,中国无法与其相比。印度几大语种的文学都值得我们学习。印度的科技我的了解仅限于新闻报道,大部分还没记住,很惭愧。我只知道其软件产业和医药产业非常发达。另外,印度的法律制度和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强于中国,尤其是企业界,言而有信。在经济纠纷中,似乎没有地方保护主义,更没有国家保护主义。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经常令人吃一堑长一智,惹不起躲得起。
不太明白。你“就”了我的那件事,论出了什么“事”呢。
这里我谈到民主,且谈到欧美国家经过400年发展改进而来的较成熟较先进的民主制度,公民的民主价值观。你说的是这件事吗?
既然你提到美国以色列,我就多说几句。
美国的民主制度继承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衣钵,又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特点。比如反种族歧视是美国民主的根基之一,而在欧洲,这个社会矛盾就没有美国那么尖锐和深入人心。还有,美国标榜自己是草根国家,自由国度。对于大部分从封建帝王过渡而来的欧洲国家,还真没法这么标榜。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人普遍觉得美国人是乡巴佬,美国上流社会则觉得欧洲人都是伤风败俗的放荡鬼。这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里有鲜活的描写。
在政治言论上,美国控制较松,只存在很短时间的麦卡锡主义被美国人当成国耻。欧洲对于言论则比较敏感,煽动武装斗争、煽动种族歧视、煽动宗教极端主义、煽动恋童癖,都被法律明文禁止。因为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国移民组成的国家,所以其民主制度变化远较欧洲剧烈,必须不断适应世界各国各民族后裔的具体需求。美国的民法很值得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识。说到美国民法,并不是像中国大陆那样有若干条若干款的一部法律,而是由联邦单项法案、各州法律、法庭判例等等构成,可以说浩如烟海。有规矩才有方圆。而在另一些国家,“法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法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以色列是个“奇怪”的国家,没有宪法。很多法律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像是战时法律,给人感觉是临时的。我对以色列人的价值观有两点印象,第一,以色列容留反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并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这里的博主就翻译转载过不少这方面言论。第二,以色列人非常固执,知恩图报,涯眦必报。我有点讨厌以色列人这一点,有拉帮结派,护犊子之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过度还击,就经常遭到国际社会指责甚至谴责。
说了半天,不知所云。
最后,想把“就事论事”还给“访客123”网友。我知道你反美反以,但我希望你能够知道美以在哪些方面应该反,有的放矢。别一句口号喊上50年。你自己不腻烦,别人早听腻烦了。
国内媒体当年在官方授意下嘲讽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困难,意在为本国政府政策的合理性找理由,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很成问题。但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政治不稳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少数民族地区要独立要分裂又引发战争,这些都是事实,不是国内媒体编造出来的,西方媒体也是这么报道的,只不过国内媒体为了政治宣传的目的,把这些都说成是民主的错而已。可以否定国内媒体的这种逻辑,但不能否定事实啊。俄罗斯的教训至少说明,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是有伤害的。
叶利钦当年对西方百依百顺,倒是赢得了“自由派”的好名声,但国内民众不满意,屈辱感让民族情绪上升。普京上台后反映这种情绪,在对外政策上趋于强硬,稍微强调国家利益,西方国家又说普京独裁、强人政治、威胁民主。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改变所能改变的。
同理,西方目前和中国的矛盾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也有现实利益的矛盾。中国现在既面临民主问题,也面临民族问题。当记者听了这么多论坛、讲座、研讨会,我的感觉是,一般越是国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人,越没有看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而久居国外者,越了解西方国家者,重视在民主、民族、民生等问题数面相逼的情况下找个平衡的出路,不至于为了民主,连外国那些会危害中国主权、民族利益的观点也接受了。
【在以前的一切社会中,人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这是马克思勾勒的未来社会图景,也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只有人的认识依旧存在,民主价值观就存在。
切莫把扎米亚京、阿道斯·赫胥黎、奥威尔描述的反乌托邦当成共产主义。真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自由向内,民主向外。自由是我们本身的生存状态,民主是我们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价值观念。
对于更大范围的人群而言,自由、民主和秩序(法律)是统一的,三位一体。没有个人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正的秩序。
还想说一点,民主宪政和民主运动是有区别的。民主宪政是相对的完成时,需要改进的是民主宪政自身。民主运动是以民主为旗号的一种革命,革命需要推翻旧的专制宪政(暴力不是唯一手段),在此过程中很可能会造成暂时的混乱、暂时的偏差或歧途,民主运动的归宿地是民主宪政。这是人类发展的两个阶梯,不可等同。
我们还要提防伪民主,打着民主的旗号实施专制。
人类历史上,自由的观念与生俱来,民主的概念则产生于专制之中,民主是人类在更高层次通过公正秩序回归自由的必由之路。
我永远不相信牧羊人能够给羊群自由。牧羊人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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