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的博客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绪论（转）

中西诗坛，各有所专。戏剧小说，我或稍让异域，诗词曲赋，谅可雄视万邦。叹百载国史，夷学东渐。华夏学人，或震栗于船坚炮利，或抱惭于科学文明。诗尊白话，文攘古风。乃共谋效颦东里，学步邯郸。张西风于海内，隳国粹于中原，使数千年盈积之珠，几毁一旦。虽情有可恕，终非长策。抱残守阙，固非进取之本；妄自菲薄，又何异引颈自戮。降及八十年代，百废俱兴，东西互补，中洋互利，举国上下，相与谋外连强秦，内修旧好，绍西学，倡传统。莘莘学子，遂复有以不知汉诗为耻者。

　　浩浩乎神州万里，五千岁苍茫。地锁铜铭甲骨，天赐河图洛书。简册遍野，蠢帛盈墟。一介书生瞠乎其无涯无际，虽毕生浸淫其中，难睹其万一。书海兴叹之余，独钟情骚歌雅韵，开卷展读，灿然照眼，必得一篇读罢，方窃喜未虚度此生！

　　至若心飞极顶，放眼山河大地，当悟中西诗坛，各有所专。戏剧小说，我或稍让异域，诗词曲赋，谅可雄视万邦。叹百载国史，夷学东渐。华夏学人，或震栗于船坚炮利，或抱惭于科学文明。诗尊白话，文攘古风。乃共谋效颦东里，学步邯郸。张西风于海内，隳国粹于中原，使数千年盈积之珠，几毁一旦。虽情有可恕，终非长策。抱残守阙，固非进取之本；妄自菲薄，又何异引颈自戮。降及八十年代，百废俱兴，东西互补，中洋互利，举国上下，相与谋外连强秦，内修旧好，绍西学，倡传统。莘莘学子，遂复有以不知汉诗为耻者。

　　然汉诗词曲之真妙，妙不在长篇累牍，千行万行；亦不在叙事述理，参破天机，而在其穷情写景，物我交融。苟吟一札，满口生香。断鸿惊月，恸英雄临觞扼腕之讴；残照飞红，发处子泪尽春闺之怨。梦阻高城，思接云海；剑横寥廓，气凛霜秋。柔如星空烟缕，细若柳絮游丝。崇崛如泰山绝顶，阔大如垂天之云。汹涌若沧江八月之涛，奇壮似海运吞舟之鱼。铜琶铁板，宜乎唱大江东去；红牙翠拍，适可歌柳岸秋风。小桥流水，栖鸦归燕，落英流霰，瘦马荒郊。诗如画，人如画，江山如画，无处不是画，无画不是诗。或披肝沥胆，竞一韵之奇；或呕心喋血，争一字之巧。论气骨风神，境界意趣，或可谓无汉诗则天下诗坛等同玉碎。噫！得非中华诗客独占人类诗薮之神髓乎？

　　虽然，亦不尽然。

　　诗有格之高下，风之纤宏，语之工拙，意之浅远。叙事抒情，中外异趣，寄志言理，东西分途。此长或彼短，此轻或彼贵。是故天下诗体，虽貌异而各逞其强。若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乐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吾人不得以一管之吹，夺人所好。读诗未遍，未可遽下雌黄。
　　惜乎三千岁以来，有所谓圣贤巨公，滥立诗则。左横载道之矩，右竖言志之规。使大千世界，万人唱和，竟只为教化张本立言。儒学推尊敦厚，有所谓子恶郑声之训；心学摒斥性情，有柏拉图贬诗之戒。理想国中，骚人见逐；秦皇一炬，诗化尘土。东西远隔千山万水，诗道之际遇，竟若合符契，实乃人类文化一大奇事哉。

　　然则诗终究不宜牢笼于载道之规，羁束于言志之矩。诗分百体，功能有别。概言之，有偏重审美者，强调娱乐者，旨存教喻者，意在认知者。极而言之，尚有只任实用工具者。五功能各司其职，但亦交相为用，互补互转，互动互根。味诗者不合株守一隅，否则沦为刻舟求剑辈矣。

　　汉诗之妙，虽不可尽语，然其兴旺发达之由，若考源溯流，亦有可说者焉。以文字论，其会意、形声，暗追造化；象形、指事，妙合自然。故汉字本身，观如图写万物，摹象状事，宛若再现。此乃曲卷类蚯蚓或蝌蚪之西文万难比附者。或曰，汉诗之优于西诗，于抒情写景似占先天文字之利，语非谬也。

　　以地理论，赤县地处东亚，背山面水。西恃高陵深谷，东临碧海重洋；南连吴粤，怀大国小鲜之慎；北据长城，隔匈奴雪地冰沙，泱泱一大国，如纳首灵龟，防多于进，乐在农耕。明此，则知闭关锁国，势在必然。其附丽之诗，钟山川灵秀之气，合当阴柔阳刚，比照雷同。

　　以人和论，儒佛同行，庄老并称。陆邻重千秋结盟之好，戎事崇不战而胜之兵。居白守黑，居雄守雌，守道若上善之水，尊柔若未咳之童。诗生此邦，其绵媚、典雅、纤秾、绮丽，实非异国韵坛可与比肩。

　　自隋唐以来，厉行科举，虽雕虫小技，亦可炫华于明堂，见赏于群公。一语奇秀，得擢第登科；一篇拔萃，或喜跳龙门。历代帝王，亦多属诗中作手，王风下扇，从者甚多。禄利之门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是以字敲句琢虽老死其技而不悔者有之；二句三年得，未吟泪先流者有之。以此吟诗，何诗不工，以此制曲，何曲不绝？

　　然天下事理，久必生变。明末清初，欧风东渐。殆及甲午海战，举国为之震恐，炎黄子孙始信西方文明不可等闲视之；耿介拔俗之士，深以闭关锁国为忧，于是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中体西用，以夷制夷之论，甚嚣尘上；欧美典籍之译介，遂勃然兴起。政治、哲学、自然科学类文献，率先见纳；文学艺术之类书籍亦接踵骤至。严复、林纾等辈，推为译界魁首。比至五四期间，白话运动之火席卷中华，翻译业如遇东风，风助火势，腾烟烈焚，遍染神州。惜于诗歌翻译，或因读者寥寥，或因译而难工，成绩略嫌菲薄。然积铢累寸，合数十年译人伟力，今日终成洋洋大观。域外诸国诗歌精品，渐次得以问鼎中原。海内读者，眼界为之一开。方知异域之民，同乎天朝俗人，七情六欲俱全。或阐发义理，或摹状世事，或吟咏情性，或抒写自然，其诗艺之精妙，或有逊汉诗，终究属别开一洞天。世界诗坛可谓长天挂彩，遥跨中土泰西，竞呈双葩并放之壮丽图景。

　　维科尝有言："洪荒之际，初民生性皆崇高之诗人。"然诗心诗趣，自当有别。一人有一人之诗，一代有一代之诗，一国有一国之诗。即汉人读汉诗，亦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义理纷繁，莫衷一是。故"诗无达诂"说，时代奉为圭臬。世界诗歌，遍布五洲。其万千差别，自可以想见。读者能窥其堂奥、尽得其旨趣者，百无一二。要而言之，其难有三：语言扞格不通，格律杂陈难解，其难一也；文化背景不明，审美情趣有别，其难二也；译者水平参差，译风因人而异，其难三也。有此三难，正无怪乎意大利谚语云："翻译者，背叛者也。"（Traduttore traditore．）虽然，亦未必无解难释惑之方。鄙意诗语有可译、不可译、半可译之分；诗意有可解、不可解、半可解之别。译者倘能兼通双语，审时度势，驰骋于规矩之内，权衡于锱铢之间，不求处处形真，但求整体神似；形有失而援神补，神有亏而图形胜，自能左右逢源，译笔生辉。解者倘能耳濡目染于外邦文物典籍，意会于似与不似之间，情寄于隔与不隔之内，自能金针巧度，妙合自然。

　　全球东南西北，山川之伟丽，物产之丰富，人才之众多，历史之悠久，所思所想所见所触，合当催生衍发惊天动地之诗文。试览中华历代绝唱，试听西人千载遗音，半过必生投胎转世之惊，终卷必发恨未早睹之叹。炎黄子孙，西土黎民，三千岁诗、词、曲，三界三千之心魂结也。超脱在此，顿悟在此，谓予不信，读之。

索尔仁尼琴：“近卫军”与“彼得”之间的徘徊（转）

在一幅巡回画派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同情分裂教派的画家极力刻画了分裂教派的近卫军为信仰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慨，但一旁兼刑的彼得大帝也是一副真理在胸的“进步”改革家形象，两人炯炯对视，都是“正面人物”，看来画家的立场很尴尬：他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秦晖文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去世了。

　　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这种的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 "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十卷（十六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 "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嘻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慨，令人想到中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年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两卷问世，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十卷十六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三卷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革命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二十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 "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建立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建立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它，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决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大众决定的。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时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而最近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带出了左派政府是否必然极权化的问题。1917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九十年后回头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 "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 "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体制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索尔仁尼琴如此指责"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

　　不过，索尔仁尼琴毕竟以激烈批判苏联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闻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相比并不算典型。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他所谓的"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等等，即主要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专政也是"西化"的祸害。这在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其实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维尔也有过所谓"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当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他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坐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许多民主国家和一个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然而，如果当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且不足以战胜德意日，必须要联合极权的苏联，那么今天怎么办？他的问题是：1930年代时极权主义只统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现在极权主义（苏联阵营）统治了半个世界--当年极权国家统治很小地方的时候，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不能打败它，需要"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那么，现在极权国家控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20世纪30、40年代，民主国家又应该何以对付呢？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 "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但是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这番话其实不过是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众所周知，在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当年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被我们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微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 "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富豪，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党和20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索翁与"三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扯上什么瓜葛。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回顾"索－萨论战"

　　但是索尔仁尼琴当然也远远不是麦卡锡这类人可比。他在美国工会面前大骂美国资本家，但他对西方的批评其实不限于一个"阶级"；早在此前两年，他就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自然"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 "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 "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除了指责苏联当局中了"西方文明"的毒（请注意：他这里并不是指责赫鲁晓夫之类"修正主义者"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指 "大半生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的列宁们把西方的"革命"祸害引进了俄国）外，索尔仁尼琴指出国家的第二个大危险是与中国冲突。他认为"崩溃"中的西方已不足虑，而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在他看来，苏联在与中国争意识形态正统方面太强硬，而在领土这类实际利益冲突中太软弱。

　　西方在堕落，中国是威胁，那么俄国人有什么可学的呢？索尔仁尼琴认为某些"听取警告"而拒绝走"西方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是可学的：他们保留手工业，不追求"西方技术"，他们不追求"不断增长"，不搞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是显然，索尔仁尼琴认为最应该学的还是俄国过去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列宁以来的传统，甚至似乎也不是1917年以前沙俄时代的传统--因为1917年以前俄国人已经"西化"得很厉害了。索尔仁尼琴指的是东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那是特指"古老的、具有七百年历史的谢尔盖·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

　　这样的东正教意味着什么我们且按下不表，但索尔仁尼琴借助这一传统资源究竟主张什么？

　　第一，他要求俄国人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不能回到农村，至少应该限于"分散的小型工业"和"很少有两层以上高楼"的小城市。城市里不应该禁止马车，但应该禁止汽车；不应该修地铁，而应该建林荫道与街心花园。

　　第二，他要求俄国放弃"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主张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但应该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说要以东正教取代马列主义成为 "国教"并取缔异端，他明确地说并不要求政府支持宗教，而只是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它。

　　第三，取消列宁式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把苏联体制仅仅归咎于斯大林）全面专政，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要求民主。他从1917年"二月民主"只存在了八个月出发，认为民主"也许"不适合于俄罗斯，俄国人也没有这种要求。他说俄国"也许"只能实行专制制度，但应该是"爱"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专制，是"道德"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专制。他并不一概拒绝民主，但他并不欣赏"西方民主"，而认为应该从"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中继承俄国式的"民主传统"。而他认可的"好专制主义"非但不是苏联式的，甚至也不是尼康和彼得大帝以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沙俄专制主义，而是更早以前、贵族时代的分权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从"莫斯科末期和整个彼得堡时期"（即沙俄开始中央集权化）以后，尽管大帝国的扩张日益强劲，"专制制度"却衰落和趋于灭亡了。然而，俄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斗争了一百多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更残酷的专政）。因此俄国也别再搞什么民主了，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还根本不知西欧为何物的时代那种含有 "俄式民主"成分的"好专制主义"就不错。

　　第四，他要求俄国放弃 "世界革命"的企图，关心"发展国内，而不是国外"。俄国应该实行孤立主义，放弃军备竞赛，停止争夺霸权，不再控制东欧并支持别国的左派势力。甚至在国内，索尔仁尼琴也反感"西化"了的欧俄发达地区，而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发展的未来中心。按照索尔仁尼琴"西方的堕落、中国的威胁"的世界图景，他并不担心西方会侵略俄国，因为"腐败"了的西方自顾不暇正处在"崩溃"过程中，应该防止的是不要让那种"腐败"继续传染俄国（据说苏联时期其实已经被传染得够呛，但似乎还有点"传统"可以挽救？）。按照他的设想，俄国不需要与西方争斗，但要尽量远离西方，最好能大量移民西伯利亚。但不是以苏联时期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开发的方式，而是以传统的哥萨克与村社移民的方式，把人口由西向东转移。俄国人都跑到西伯利亚，一方面避免了传染上 "西方的堕落"，另一方面又可以抵制中国可能借人口优势向西伯利亚扩张，岂不一举两得？而对中国，他的态度是"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

　　辉煌还是尴尬：从"回归之旅"到高调追思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主张乍看上去实在是莫明其妙的乌托邦，因此不仅苏联当局不能容忍，当时苏联的左右两派异见人士也为之一片哗然。自由主义者萨哈罗夫、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驳他。但是索尔仁尼琴自从不久以后流亡西方以来三十多年，实际上一直坚持类似的思想，并且终其余生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红轮》这部大书来使之系统化。而在美国，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曲高和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主流思想界都很少有人支持，然而他声誉既高，创作也很顺利。这当然主要是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东西（包括别国已经是古董而他们听来很新鲜的东西），事实上自有俄国流亡者以来，自由主义者如米留可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唐恩等人，一直就不如大骂西方"物质崇拜"的现代性批判家如别尔嘉耶夫等人来得吃香。但是，索尔仁尼琴那种在军事上俄国应该以中国而非以西方为敌的说法，的确也无碍于乃至有利于西方在冷战时期的利益，尽管这种说法是以批判西方的口吻说出。

　　然而星移斗转，到了三十多年后索翁衣锦荣归时，他当年的预言几乎都与现实相反：西方并没有"崩溃"，而苏联倒是"崩溃"了。中国倒是"崛起"很快，但并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在文革式意识形态氛围下，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与向世界（首先当然是向西方）开放的背景下。苏联崩溃后的俄国转向民主宪政，并非像他所说的"二月民主"那样仅能维持八个月，而是至今已延续了十七年。当然其中的确充满艰难坎坷，而且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普京倒退"，但却不是退向他当年设想的 "彼得大帝以前的贵族传统"，而恰恰是更像彼得大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民主"成分（如多党制），倒是"贵族传统"在索翁指责的叶利钦时代有所萌芽，但普京时代却被"总统全权代表"、"联邦区"之类的中央官僚制完全淹没......

　　而年已80多岁的索翁依然故我。1994年索尔仁尼琴高调举行了隆重的"回归之旅"，远道从海参崴登陆后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途中到处宣讲他当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二十多年来又在《红轮》中不断强调的那些观点。他对苏联制度的批评仍然如故，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什么"悔过"。相反，他在途中最轰动的一次活动是在西伯利亚向当年 "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献花致敬。但是索翁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然而反应却相当冷淡。最终在到达莫斯科时，索尔仁尼琴向人群发表了从来不以他为然的麦德维杰夫认为是惟一一次 "掷地有声的致词"："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谁都没想到，摆脱共产主义的出路竟充满如此之多的痛苦。"然而按麦德维杰夫的说法，没有一家报纸全文刊登了整篇讲话。

俄罗斯的"新儒家"？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著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但是到了极权制度结束以后，人们对他仍然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几乎"一切人"就越来越不耐烦。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身上的"俄国知识分子"特征，乃至他的精神谱系，如我们下面将要归纳的那样，又是他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因而是带有共性的现象。甚至不仅仅是他们，索尔仁尼琴极力谴责的 "西化派"乃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还没有变成官僚之前，也都多少具有这种特点。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主张不仅是乌托邦，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荒唐的乌托邦。但是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只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棵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以索尔仁尼琴一类人和我国的 "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做敲门砖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他们既不认同"左"的极权主义，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多有批评。他们甚至持有很难说"左右"的现代性批判观念，对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等等轻则不以为然，重则厉声申斥。他们以本土、本民族文化安身立命，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强势的所谓 "西方文化"多少持有反感。但是他们也不是"本土"的东西就一概拥护。实际上对于"本土"的文化演变本身他们也持一种形式上似乎很"复古倒退"的立场：

　　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坏乐崩、世风日下。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当然同时他也嫌西方的"物质自由"妨碍"精神自由"）。类似地，尽管秦皇汉武以后中国也在法家的专制集权下建立了强大帝国，但儒家反感这样以"霸道"取代"王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道也"（谭嗣同：《仁学》）。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有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那么怀念那个时代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当然也可以说是"奴役"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也可以说是统治着）"子弟"的时代。中国古话叫做"封建"（不是后来所谓"地主向佃户收租"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俄罗斯叫做"波雅尔"（自治贵族）。孟子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就是这种社会的特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一大问题就是帝国整合困难。古今强大的霸权国家既有皇权专制的，也有自由民主的，但极少有贵族林立的。然而醉心于高尚精神的"旧教"信徒与讨厌"霸道"的古儒君子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 "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天高皇帝远，"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理论上一切人都是皇帝的附庸，附庸之间似乎比贵族与附庸间要"平等"，然而附庸也有受宠与否之别，而统治庞大陌生人社会的皇帝不像管理小采邑的贵族，通常都不能直接理民，而必须通过受宠的奴才（官僚）来控制不受宠的奴才。然而人之常情是：受宠的奴才虐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虐待奴才更厉害，因为前者有狐假虎威之暴，却无损及己物之惜。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 "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那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至于自由民主时代固然没有专制的暴虐，但"理性异化"形成的"冷冰冰的关系"也会使道德家们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这种时代固然不会"罢黜百家"，但世俗化氛围也会让人怀念旧时的宗教激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复古的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土壤。

　　俄国"新儒家"的特点

　　然而两相比较，俄罗斯的"旧教"要比中国的"新儒家"势头大得多。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形成有几大不同：

　　首先是叔孙通、董仲舒以皇权专制下的"官方儒学"来改造古儒已经两千多年，而尼康在皇权专制下搞"官方东正教"取代"旧教"只是17世纪的事。仅此一点就使俄国旧教的遗存力量（所谓分裂教派）大于中国的古儒（"反法之儒"）。

　　其次，尽管儒是否宗教一直有争论，但即便主张有"儒教"者也承认儒家比"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要世俗化一些。而东正教则是基督教各分支中最少世俗化的，宗教热情（贬义地也可以说是偏执）要比儒家强烈许多。儒家面对逆境只求"穷则独善其身"，而俄国分裂教派的拼死抗争可以说是惨烈惊人。

　　再次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罢黜百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所谓周秦之变）完全是个华夏文化本土内生的过程，而导致尼康宗教改革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其几轮大潮都起于外来影响：先是蒙古征服带来的"鞑靼化"，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诸国起初完全是作为蒙古金账汗代理人狐假虎威的结果，继之尼康统一教权又是打着引进拜占庭希腊礼仪（乃至引进希腊僧侣）排斥本土"旧礼仪"的旗号，最后彼得大帝改革更是一场所谓的"西（欧）化"运动。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过程显然容易使民族情绪成为本土反对派的精神动力。索尔仁尼琴可以把反抗极权看成反"西化"保"传统"的事业，然而在中国，从来没人说"秦制"是夷狄强加的，"西化"似乎只与自由民主有关。

　　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毛泽东所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有些夸大其辞，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几近"独尊"，那么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则不折不扣地持续了几百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近代化进程，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一种"天生反对派"传统--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如今英语的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但在俄语中该词的本意与英语有所不同。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一群人（参见H.A.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一章）。俄国农民学开创者A·佛图那托夫甚至说：俄国的"农学家"首先是献身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只要完成高中学业便足够了，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参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秦晖序：《当代农民研究中的 "恰亚诺夫主义"》）。这些说法都表明俄国所谓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包括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专家，它几乎就是指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个概念，正是在300年的分裂教派运动中形成的。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账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来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也信仰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摆脱金账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于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 "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许多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 "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分裂运动的250年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28页）。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于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关"，赫尔岑也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

　　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工商业者中更高达65%。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在最近的文章中曾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65%的人都是这些人，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盖的，还有博物馆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厂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高尔基控制着分裂教徒大量资金，由他的夫人来执行。其实《真理报》在地下状态时，都是由分裂教徒的钱来资助，才能够这样延续下来。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以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地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中第二卷，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 "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 "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的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的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叶·巴尔索夫：《17-18世纪俄罗斯旧礼仪派历史的新材料》，1890年，122页）。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8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的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 "古拉格"（Г·Г·弗鲁缅科夫：《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囚徒：17-19世纪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政治犯》，阿尔汉戈尔斯克1963年版）。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17世纪为350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600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的特质。在1994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 "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极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如此长途长时间旅行在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每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是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是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军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流亡议会"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此索翁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也进行猛烈的抨击就完全可以理解。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在回归之旅中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的灾难始于1917年2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然后便从1917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状况不仅得不到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爱国者"的好感，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也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阿克谢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从利哈乔夫到索尔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弘扬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当时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教授的"俄罗斯真理"，也是着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家园"。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 "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样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 "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到了普京时代情况发生变化。首先是利哈乔夫这时已经去世，"俄罗斯传统"需要一个新偶像。其次，普京时代的"反西化"与"民主倒退"走得更远，文化保守主义更需要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罗斯小邦时代的贵族 "自由"变得不那么浪漫，而中央集权化时代的东正教更能"古为今用"。普京本人无论对彼得大帝还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这一点他与索翁不一样。但是普京毕竟还需要继承1991年国家-社会转型的遗产，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与如今几乎是其唯一成气候的真正反对派的俄共仍在对峙，不可能对1917年以后说太多的好话，而过分抬举罗曼诺夫王朝来与自称推翻了该王朝的"革命传统"继承者俄共对抗，也不是一直强调全国团结、并不想过分刺激俄共的普京所愿。

　　于是，既反对1917年以后、也批判罗曼诺夫王朝中央集权、同时又具有强烈"反西化"的俄罗斯国粹派色彩的索尔仁尼琴便成了他倡导弘扬民族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象征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虽与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也是个很少见的可以为各方面接受的伟人：民主派记得他当年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论解释为已经"悔改"；而索翁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尼康-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 "西化"，而不是反对集权。似乎索翁是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的最后两年他已经不能再多说什么，而风烛之际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时代，是一个国运比叶利钦"转型危机"年代大为好转、俄共被压得日薄西山、东正教红白教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罗斯思想"也成为时髦的状态。至于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维茨殉道者"还是更像镇压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经无力分辨。当了一辈子"永恒的反对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气、归于涅磐了。

　　这就是索翁最后两三年里他与普京"互相捧场"的来由。于是他的驾鹤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调追思和当局的尽心操办下显得十分风光，但是与他1970年代为之被驱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现实是辉煌还是尴尬？只有问他的在天之灵了。

　　分裂教派的"分裂"

　　显然，像分裂教派这种"向后看的反专制"蕴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他们理想中的贵族政治尽管在反专制时代能够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毕竟与现代民主价值相去太远。即便在传统时代它也无法克服国家整合方面的困难。如前所述，世界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唯独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尽管好像很温情脉脉，但的确很难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点上讲，普京"利用"了索翁却实际上与他主张的不是一回事，这恐怕也是势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会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转型成果，但如果要回到"尼康以前"，不仅普京不会干，俄共不会干，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于说要抵制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作为一种绿色思想资源应当有价值，但作为现实政策无疑也不可能。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国的"新儒家"是否也类似？

　　当然分裂教派的内在"分裂"还有许多：分裂教派本来是抵制尼康的"希腊化"与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义旗帜的，但是在现代，反对专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于是分裂教派式的 "向后看的反专制"、"反西化的反专制"在现实中就难免尴尬。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张的是极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俄国革命，但索尔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作是 "西化"的罪恶。这就如当年大富翁莫罗佐夫把遗产都给了革命党，但这场革命恰恰是冲着他的家族而来。从社会方面看，当年分裂派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传统的大贵族波雅尔，也包括赤贫的流浪汉。而中央集权培育的俄国式"中间等级"军功贵族（实际上的官僚）则是分裂教派最严厉的镇压者。这在巡回画派名作《女贵族莫罗佐娃》中就表现得很清楚。但是这样尖锐反差的两极化"基础"不也意味着严重的矛盾吗？

　　于是在另一幅巡回画派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同情分裂教派的画家极力刻画了分裂教派的近卫军为信仰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慨，但一旁兼刑的彼得大帝也是一副真理在胸的"进步"改革家形象，两人炯炯对视，都是"正面人物"，看来画家的立场很尴尬：他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而这，也未尝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尴尬。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但是，30多年前与他论战的另外两位当时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后评价，在今天看来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当时麦德维杰夫说："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这样不寻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学中并不是少见的例外。"

　　而萨哈罗夫的评价是："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原载《经济观察报》）

波兰纪事

站在华沙科学文化宫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广场上跳着花哨的街舞，远处有时髦的大厦，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这是世界各地皆可见到的情景。但维斯瓦河缓缓北流，古老的尖顶教堂和纪念碑上留下夕阳残照，祷告的歌声回荡在华沙古城，与那些现代性的因素相比，它们是一种更为凝重的存在，仿佛前者不过是一些躁动的孩童，接受一种有如父爱的庇翼。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方向的迷失而产生的惶惑、迷惘、飘蓬无定的感觉，在波兰——至少是在这个213米高的观景台上——是全然不存在的。

经济观察报记者刘波波兰报道

一

　　夏至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笼罩在黑色的夜空之下。从南方的喀尔巴阡山吹来的凉风里带着刚刚绽放的槭树花的甜香，长眠着史上多位波兰国王的瓦韦尔大教堂一片沉寂。午夜已过，年轻的男女在酒吧中嬉笑玩乐，流连不归。这个城市通常有凌晨过后禁止喧哗的规定，但纵使是法律，也要为当地斯拉夫人古老的"花环节"传统开出特例。在古代的这一天，青年女子会将花环放入溪流，在花环靠岸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情郎，然后携手步入森林寻找"蕨花"。与东欧的许多民间说法一样，这个故事明显带有性的意蕴，因为稍微了解植物学的人都知道，蕨类植物是没有花的。

　　走过安杰依·瓦依达导演等波兰文化界名人时常光顾的一条咖啡街，踏入宽敞的主干道，可以看到马路对面停着的一辆老旧的苏式吉普车。吉普车旁边有两位老人在炭火上烤着一串串的香肠，而顾客也在周围云集，品尝七兹罗提的美味。他们的香肠有独特的配料，加上一种只在计划经济时代供应、早已在其他地方绝迹的独特的汽水，足以令人用味蕾来感受时光的倒流。有的外来访客会在波兰努力搜求，试图寻找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20年前的模样，却始终难觅踪迹，而也许惟有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摊，才能一睹波兰的过往。

　　这样的场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意味，也绝不只是老年人的怀旧聚会。它仅仅代表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追忆，就像一些中国人喜欢在汽车里挂上毛泽东的画像，并不代表他们想回到革命时代一样。也有成群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把烤肠和面包放在车顶上，围拢在一起大快朵颐，高声谈论刚刚结束的足球比赛，然后四散分开，开车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他们喜欢加大油门在柏油路上疾行，发出风驰电掣般的响声，而一切又随着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沉寂，包括这个孤岛一般的旧日象征。

　　如果在克拉科夫无法窥见更多波兰过去的景象，也许可以来到维斯瓦河的入海口格但斯克市。在格但斯克海岸的一处突出位置上，立着一座25米高的纪念碑，那刚好是1939年8月末德国战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发射的炮弹击中的地方，也是二战正式开始的地点，而在今天的纪念碑上，铭刻着"永不再战"的字样。港口周围有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中世纪的船坞、几百年前德国人修建的哥特式教堂，风景如绘，游人如织。但带领我们参观的格但斯克港负责人，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吸引外国投资来开发这个海港，以使之足以与日德兰半岛以西的鹿特丹、汉堡等城市竞争。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一些中国港口新建的吞吐量极大的集装箱码头，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也从心底里感到钦佩。

　　在格但斯克港的市场经理指着前方一处绿草如茵的海岸，表示希望能有中国的投资者前来这里修建装卸码头时，船的左舷方向出现了一片灰红色的破旧砖墙，大约有4米高，一些墙壁上胡乱地画着各种样式的涂鸦，墙后面是看起来比较陈旧的设备，以及脚手架上光着膀子工作的工人。我们的波兰领队似乎一开始并不准备介绍这个地方，但看到记者疑惑的神情，才匆忙地提了一句，"噢，这里就是格但斯克造船厂"，接下来又继续谈有关投资与商业的话题。而在此时，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1980年8月14日的那一天，37岁的列赫·瓦文萨是从哪里翻越砖墙进入这个造船厂的--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列宁造船厂"。

　　二

　　显然，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因食物涨价而怒火中烧的造船工人发现，这位翻墙而入的人是位不可多得的领袖，聪明睿智，能言善辩。于是十几天后，这位农民家庭出身的电工已经在领导一个工人委员会，同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当局展开谈判，他的照片在年底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头版。

　　成为历史绝大讽刺的是，作为苏联-东欧阵营里首个不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声威日盛，并迫使波兰政府承认了这些无产者的罢工权。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作为东欧首先树起民主旗帜的草根人物，瓦文萨绝对可以跻身波兰历史上无数为自由奋战的英雄人物的行列。事实上，格但斯克市政府分发的一份团结工会的宣传手册，正是将1980年团结工会的组建，而非更为著名的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东欧民主变革的分水岭性事件。

　　但与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影响如此重大的一位历史人物的看法，总免不了众说纷纭。普通的波兰人似乎对瓦文萨有十分简短的评价，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喜欢以诸如"改革者"、"不甚称职的前总统"、"作家"这样的标签一笔带过，而不是做更细致的评断。瓦文萨的遗产似乎是短暂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开拓性的人物，而不是构筑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筑师。在1995年败于前共产党人克瓦希涅夫斯基之后，2000年企图东山再起的瓦文萨只获得了1％的选票。当然，他大失众望的原因在于执政期间遭遇的经济困难，以及这个人强悍、固执、不顾民情的对抗性作风。在他之后，波兰的政治道路是由竞争性的民主主导的，虽然变动丛生，但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与道路。

　　在今天讨论瓦文萨的成就时，似乎也有一点不可不察。瓦文萨对波兰的期望与他的政治策略依赖于一场和平的改良，以对话而非暴力的形式化解最为复杂的纷争。毫无疑问，在严格的斯大林式体制之下，这是一条凶多吉少的道路。而事实是，当年貌似团结一心的"华沙条约组织"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阵营，而波兰与作为组织中枢的苏联，在大多数的时间是貌合神离的。波兰具备俄式体制的形式，在精神上却与之大为迥异。从哥穆尔卡到雅鲁泽尔斯基，作为波兰领导人的共产主义者表面上惟莫斯科马首是瞻，其实却更多掺杂了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自行其事。而且社会主义时代的波兰领导人似乎从来不是充满威势的，为追求权力、个人私欲或虚幻的荣耀，而强行按自己的意愿折磨整个国家--例如实施"大清洗"的斯大林，以及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例。

　　可以猜测，哥穆尔卡也许是上一代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波兰人之一，而这是得益于毛泽东著作中对这个名字的反复提及--作为倡导 "大民主"的危险代表。而在波兰，我们惟一一次听到人们谈及哥穆尔卡，是在他们描述一种住房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波兰人口剧增，这位总书记主持修建了一种设备简单、却能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有些类似于威廉·莱维特在二战后美国的繁荣时代为下层大量修建的廉价公寓。如今弗罗茨瓦夫市的居民仍将这样的房子称作哥穆尔卡式建筑。而其他关于哥穆尔卡的事情，许多波兰人或许已经遗忘了。虽说作为当年东欧各国少有的敢于与斯大林公开唱反调的改革派人物，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备受波兰人拥戴，但在1970年主持调高粮价后，公众的抗议迫使他辞职。继任的盖莱克在十年后步他的后尘，原因同样是物价上涨引发的不满。

　　曾推行适度政治改革、拒绝采取苏式农业集体化的哥穆尔卡，希望波兰能在经济表现上超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人们并未将自己的生活水准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而是与正在经历二战后30个"丰饶年"的西欧与美国相比，其结果必定令波兰人倍感沮丧。盖莱克同样试图以平等、互助、勤奋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构建波兰经济，也同样失败了。但对波兰而言，也许幸运的是，这两位领导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地位构建于相对的民意基础之上，而非依靠赤裸裸的强力来维持对政权的把持。

　　就连在1981年宣布实施军管、镇压"团结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也是以防范苏联的武装干预作为如此行动的理由，而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东欧局势缓和后，直接参与了构建民主波兰的圆桌会议。1968年，身为国防部长的雅鲁泽尔斯基曾出兵参与华约组织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行动，但根据传言，他也曾说过"波兰军人不向波兰工人开枪"这样的话。这不是说20世纪后半叶的波兰没有染上血色的印记，但与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相比，这一色彩要淡得多。

　　作为对那些流血的铭记，为1970年抗议事件中遇难工人修建的纪念碑，已经矗立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入口处。但如今，作为变革开启标志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由于旧体制留下的效率低下的痼疾，却濒于被这场进程所释放的资本主义洪流所淹没。那里的工人曾向往脱离俄国的掌控，融入欧洲，而现在他们却派出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力劝欧盟官员不要再逼迫他们为之工作的工厂。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兰，被裁定为对格但斯克造船厂的政府补贴违反了欧盟竞争法。这使造船厂陷于破产或被迫关闭的绝境，而现已专职写作的瓦文萨也对欧盟的做法发出了他的谴责。

　　但瓦文萨自己也在遭受旧时代阴影的困扰。稍稍留意一下波兰的媒体便会发现，他留着花白髭须的照片再度登上了报纸的头版，而作为事情原委的那桩可疑事件，在波兰人酒馆闲谈絮语中也时常会听到。有人指责瓦文萨曾为前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门服务，以"博莱克"的代号充当告密者，出卖过20多位工人。瓦文萨力陈自己清白无辜，但其实这样的说法在波兰民间流传颇广。也许这样的新闻将迫使史家不再满足于那幅正邪分明的浪漫图画，从而在有关历史责任、惩罚、宽恕与遗忘等等的问题上，做出更深入的探究，给世人以更好的答案。

　　三

　　现下，波兰足球队主教练本哈克的头像也出现在许多波兰城市的街头巷尾，那是这位神情坚毅的荷兰人为一家银行做的广告。欧洲足球锦标赛已然落幕，波兰队也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但开赛之前的一次漫画事件，仍然令本哈克愤怒，并在德国引发舆论大哗。一家小报给德国队中场大将巴拉克戴上了普鲁士式的尖顶头盔，并呼吁这位来自荷兰的主帅在足球场上为波兰人再现一场1410年的格伦瓦尔德战役。用中世纪的旧怨来比拟一场现代的体育赛事，显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此事恰如历史在当代的一种回响，它提醒波兰人，与邻国之间历来纠葛重重的关系，仍是需要慎重应对的。

　　德国人更喜欢称那次战役为坦能堡战役，因为这能让他们联想到1914年一战中兴登堡元帅大败俄军、迫使其主将萨姆索诺夫自杀的辉煌战例。而波兰人现在每年所纪念的，是504年前发生在坦能堡附近格伦瓦尔德村的战斗，正如科索沃战役之于塞尔维亚人一样，那对波兰民族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对于其影响最好的描述，无过于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在小说《十字军骑士》的结尾所写的："不但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十字军骑士团现在躺在国王的足下，而且那些迄今为止在不幸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像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的整个日耳曼威力，也在这个赎罪的日子里，被波兰人打得土崩瓦解。"

　　但袭扰斯拉夫人土地的异族洪灾，似乎并未因格伦瓦尔德的胜利而完全退潮。直到今天，仍然能听到喜好谈论地缘政治的波兰人在酒馆里抱怨，这个国家之所以向来命途多舛，主要原因就是未遇芳邻。但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波兰的民族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邻族所定义的。今天的波兰是欧洲信教最为虔诚的国家之一，而如果回溯到十世纪，当时的波兰国王梅什科一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主要就是要避免被日尔曼人以武力强迫改宗。而在雅盖隆王朝的黄金时代终结后，奉行贵族民主制的波兰猛然发现自己身处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这三个专制君主国的包夹之中。波兰人的抵抗是英勇的，而这一点只不过是强化了他们命运的悲剧色彩。在那之后，他们就一次次地目睹自己的国界被强邻踏破，而世界各国政府或是一言不发，或是仅有同情而无实际的救援。

　　距离克拉科夫50公里远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能反映这一惨痛经历的地点。现在每年有70万人走过它那道埋在铁丝网当中的大门，上面仍然高悬着那句奥威尔式的标语 "劳动使人自由"。当然它所代表的要比奥威尔的小说更为恐怖--真正使100多万无辜生灵在这里获得法西斯所说的"自由"的，是毒气室、焚尸炉、饥饿、药物注射、人体医学实验、强迫劳动和枪决。90％的死者是生活在欧洲各地、被运输到一起的犹太人，但奥斯维辛所代表的既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对波兰的残害。1947年处死集中营长官鲁道夫·胡斯的绞刑架孤零零地立在焚尸炉的门前，但在他及其爪牙手中遇害的人，绝大多数的名姓都已湮没。纪念馆以一种单调的方式展示一堆堆死者遗留下来的锅碗瓢盆、衣物、拖鞋、行李箱以及堆积如山的用以编织地毯的人头发。没有人向你说教，你只需注视着一个标有白色字样 "路德维希·克莱门特1898"的箱子，想象它曾经有一位什么样的主人，他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心中恻然。

　　同样的纪念方式可见于波兰的各个地方。华沙老城区的一处墙壁留下了二战中德军处死波兰起义者时留下的弹洞。在这个曾流淌鲜血的地方，每天有无数的行人匆匆走过，或驻足观看，给以无言的纪念。在不远处的1944年华沙起义纪念馆，同样是把原始的照片、记录当年战火的黑白影片、起义者简陋的枪炮与军装和真实的史料提供给观众，绝无任何宣讲与说教，也无所避讳--它讲述战争中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庇护，也讲述一些恶徒对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敲诈。但前者是大多数：以色列政府颁发的二战中援救犹太人的 "国际正义人士"奖章，为数最多的获得者便是波兰人。

　　有关1944年华沙起义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波兰人，苏维埃时代的政府曾把它称为浪漫主义的、愚鲁的冒险行为，而1989年后的波兰人则很多倾向于认定当年逼近华沙的苏军故意见死不救，坐视德军消灭起义者，并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将华沙老城夷为平地。两个强大的邻国仍然将波兰置于夹缝之中吗？这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吗？对此波兰人似乎不愿直接回答，正如普通中国人也无法对其一些强大的邻国做出断然的评估一样。但在俄罗斯和德国准备修建一条贯通两国的输气管道时，波兰的一位高官仍满怀怨愤地把这样的做法与二战前夕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相提并论。那么，波兰应该坚定地与美国走在一起吗？回答依然是不确定的。不仅伊拉克战争带来了普遍的反感，美国在波兰设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也引发了抗议，当地的媒体警告说，不要做大国纷争的马前卒。

　　四

　　但在波兰另一件让人颇感意外的事情是，如果你问及自1989年民主转型或是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人们的生活是否改善了，对方一般不会立刻做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一位刚从纽约归来、自称爱国主义者的女士表示，80％-90％的人持肯定的回答，但问题是坐在她旁边一位长期居住在德国的男子，却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一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士使用了"所谓的自由"这个有点愤世嫉俗的说法，而一位笃信宗教的男子则对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商业广告和年轻人沉迷于物质享受的倾向感到担忧。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经济增长、出国旅行的便利、欧盟提供的援助似乎是令人乐观的因素，但人们仍然在担忧大量国民向西欧的迁移、福利以及可能会收费的大学教育。但无论如何，对当今波兰的犹疑甚至否定，并不代表对旧日波兰的肯定。

　　一位在波兰居住了十多年的俄罗斯移民则表达了一种文化方面的担忧，那就是日渐向西方文明倾斜的波兰，不应该丢弃构成它历史一部分的东方文明。但这样的担心也许是有所夸大的。民主制的传统、宗教源流、欧洲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中为自由奋战的波兰英雄，都牢固地将波兰置于西方的范畴之下，而如前所述，这种西方的范畴甚至影响了波兰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其以一种较为温和的面貌呈现。

　　站在华沙科学文化宫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广场上跳着花哨的街舞，远处有时髦的大厦，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这是世界各地皆可见到的情景。但维斯瓦河缓缓北流，古老的尖顶教堂和纪念碑上留下夕阳残照，祷告的歌声回荡在华沙古城，与那些现代性的因素相比，它们是一种更为凝重的存在，仿佛前者不过是一些躁动的孩童，接受一种有如父爱的庇翼。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方向的迷失而产生的惶惑、迷惘、飘蓬无定的感觉，在波兰--至少是在这个213米高的观景台上--是全然不存在的。

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转）

新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而且现在看来，显然它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吸取这个教训，或许是现在乌云密布的世界经济的一线希望。

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新经济自由主义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场具有自纠功能、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很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原教旨观念组成的混杂观点。就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着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该“共识”赞成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全心关注通货膨胀问题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一个竞赛，竞赛的失败者很清楚：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不仅失去了增长的资本，而且当它们确有增长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利益也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那些权势阶层。

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没有通过另一个检验。没人能声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市场在分配资源上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在美国的住房政策上，就存在巨大的资源误配。

为那些无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新建的住房，最终因为几百万个家庭被迫离开，而被废弃和空置。即使那些谨慎借贷并维护其房子的模范公民，现在也发现市场将他们房子的价值压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固然，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有一些短期的好处：一些美国人享受了拥有房子并居住在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大房子里的快乐（或许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和世界经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万人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的时候便失去了其一生的积蓄，而且次贷危机使全球经济陷于减速的泥沼。人们对此的预测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低迷时期将持续很长时间并影响深远。

市场也没有为飙升的油价和食品价格做好准备。当然，这两个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的例子，一定意义上，这正说明了问题：自由市场的说辞在被有选择地加以使用——当它为一个特别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就会得到认可，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被抛弃。

乔治•W•布什政府公开为美国的军事工业集团服务的程度比以前的政府更为赤裸裸。或许，布什政府的少数几个优点之一就是在说辞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要比罗纳德•里根政府小。在里根所有的自由贸易说辞中，他随意地施加贸易限制措施，包括臭名昭著的对汽车“自愿”出口限制。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他们被告知要停止对农业进行干预，因而将自己的农业暴露在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具有毁灭性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农民或许可以和美国及欧洲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农民无法和美国以及欧盟的补贴竞争。不出所料，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正在逐渐减少，从而造成食品缺口加大，并最终酿成最近的粮食危机。然而提出这个错误建议的人不必担心要去购买失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承担，特别是穷人。如果测量准确，历史将见证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

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尤其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

全球的愤怒情绪是很容易察觉到的。毫不奇怪，投机商人是这些愤怒发泄的主要对象，然而他们辩称：我们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价格发现”——换句话说，发现供应存在短缺。

这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答案。正是由于投机商人的炒作，价格上涨预期促使几千万农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把谷物储存一些待以后再卖掉，这样可以挣更多一点钱。小小的谷粒在全球几千万农民的合力下拉高了市场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企图将市场失灵的过失转变成政府失职的责任。有人说过，美国政府应该对低收入的美国人的房屋问题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的银行普遍对风险处理失当，并由此产生了全球性的恶果，但与此同时，那些经营这些银行的人却拿着数亿美元的补偿溜掉了。

保障律师权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基础

中国曾经历过二十多年法治废弛、没有律师的时代。现在律师地位虽有不断提升，但尤其在刑事案件中，现行法律仍给人以司法机关对律师百般防范的感觉，与限制公权力、奉扬人权的时代精神十分不符。毕竟刑罚乃国之重典，对于个人权利影响甚大，对于不熟悉法律事务的普通公民而言，律师可提供莫大的帮助。而且，近年来律师公然违法乱纪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并不多见，反倒是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常受诟病，至于其造成的荒谬甚至可怕的司法错误，仅媒体公布者便有不少。法律不求限制司法机构之滥权，而一味防范律师权利过大，实为舍本逐末。新《律师法》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仍需其他行动的协助与巩固。不如此，则难以造就一个因自身权利得以充分保障而足以制衡公权力的律师群体，而改善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也难以充分落实。

《经济观察报》评论员　　刘波

　　6月1日，中国新修订的《律师法》开始实施，并得到各界的广泛好评。这部《律师法》的确有令人振奋的地方，那就是它通过对律师权利做出新界定，不仅大大扩大刑事辩护律师的活动空间，以及与侦查、检察机关平等对抗的实力，而且间接地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保护。以此而论，新《律师法》体现了现代刑法应遵循的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值得赞扬。

　　具体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当然是新《律师法》对律师界一直呼吁的自由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给予了明确的保障。从刑事实践而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时，往往是司法机关决定对案件态度的关键时间。此时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对律师的需要最为迫切。故而，双方及时会面，寻找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商定与公诉方对抗的策略，早已是法治成熟国家的定制。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便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在会见时不被监听，较之《刑事诉讼法》“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显然是大有进步。

　　另一方面，从刑事案件司法审理之初起，刑事辩护律师与侦查、检察机关便处于信息与取证能力极为不对称的境地。依照保护人权准则与自然的法理，法律理应增强刑事辩护律师获取信息的能力，以使其得以与公诉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新《律师法》突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律师自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从而使律师与公诉方在证明能力上更为势均力敌。除此之外，新法对于律师取证权、言论自由的保障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规定，显示出立法者价值取向的良性变化。

　　然而与中国历来曲折坎坷的法律改革历程一样，新《律师法》也有令人抱憾之处。具体而言，既然明确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律师的一项权利，便理应对该权利设定具体的保障。而通观该法，并无一处规定司法机关如不允许律师行使这一权利应负何种责任，从而使该条款有沦为空文之虞。事实上据媒体报道，6月1日以来，虽有律师欲行使该权利，遭遇的却是各个司法机关的相互推诿，说明我们的这一担忧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如前所述，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有颇多冲突，实践中到底应依据后法还是前法，尚需明确的司法解释与实施细则。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限制、尤其是法学界已基本上认定为不妥的《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依然使律师对刑事辩护视为畏途。

　　从律师界的实情来看，从事刑事律师工作是个苦差事。代理民事案件的律师只需应对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对方诉讼参与人，而刑事律师则需要与公安局、检察院等强大的公权力做直接的周旋与对抗。依照理性的精神，本应给刑事律师更大的权利，以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利益。然而实情却是刑事律师背负沉重负担，不惟工作困难，而且稍有不慎即有牢狱之灾。故而律师多不愿轻易涉足刑事辩护，而且地位的不平等与资源的获取困难又为权力寻租提供了诱因。